《海瑞罢官》戏的由来 1959年初，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1〕当他看了湘剧《生死牌》，又对戏中出现的南包公海瑞能无私无畏为民除害很为称赞，再次提出：“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他自己还读了《明史》的“海瑞传”，认为：“海瑞虽然骂皇帝，但他入狱后得知嘉靖皇帝死讯还恸哭不已，说明他骂归骂，仍忠心耿耿。”以此为例，再次号召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精神。”〔2〕 会后，钱俊瑞向文艺界谈了此事。有人即建议明史专家吴晗写文章。在胡乔木提议下，吴晗同志在1959年6月16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引起学术界振奋。9月17日始， 吴晗又在同一报纸上连续发表了《论海瑞》等五篇文章，用以宣传“海瑞精神”，反响很大。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读了文章，十分兴奋，因他早年就演过海瑞戏《大红袍》。在一次聚会上当面请吴晗为他写个海瑞的戏。史学家吴晗本未写过戏，碍于情面应允试一试，〔3〕经马再三催请， 先写成五场戏提纲；又经剧团催促，才于1960年3月写成剧本交剧团讨论； 还将打印本分送齐燕铭、老舍、王昆仑、陈克寒、阿甲、孙方山等听取意见，经七易其稿才交剧团排练。 1960年底《海瑞》剧彩排后，人们均认为剧本有历史事实是个好戏，但题目过大，戏也显得平些。又因其中只写了海瑞在江南任巡抚时所作的几件事，应以“平冤狱”为主线，以“退田”为副线；结尾宜改为先斩恶宦徐阶与徐瑛，再交还官印，接受罢官“处分”。吴晗老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也认为剧本并未写海瑞一生，乃大笔一挥改为《海瑞罢官》。不谋而合，剧团也认为应改为《海瑞罢官》，以区别其他海瑞的戏，《海瑞罢官》由此定下来。〔4〕 《海瑞罢官》公演之后 剧本写农妇洪阿兰一家受恶宦徐阶与徐瑛的残害，海瑞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塑造了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宣扬了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又经名家马连良和袁盛戎扮演正、反面人物，艺术精湛。戏中尤以海瑞与徐阶当面交锋一场戏，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结尾写海瑞争取在被罢官前一刹那处决了恶人徐瑛，剧场效果很强烈。此戏在工人俱乐部公演后，剧本又于1961年1月在《北京文艺》全文发表，影响不小， 各报大多有报导。1961年2月6日《北京晚报》首先发表了繁星（即廖沫沙）的《从‘史’和‘戏’，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1961年3 月9日常俊又在晚报上著文说：“海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破门而起， 步入堂奥”；史优（即孟超）也著文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予读者与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邓允健著文称赞这个戏“既写了‘抚黎庶’，又写了申‘皇家法’，海瑞的面貌就比较清晰”。它“开辟了历史研究为‘二为’服务的新途径”。曲公乙著文认为：“‘海’剧符合历史真实，也有必需的艺术虚构”……市属剧作家也认为剧中没有用今人思想强加于古人，宣扬为民除害，敢字当头，在封建帝制时代也难能可贵。就在“海”剧大获好评时，毛泽东主席召见了马连良并留马共进晚餐，也称赞这个戏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翌日，马连良即将毛主席召见事分别向剧团领导魏静生和吴晗作了汇报，还说：“《海瑞罢官》可以站住了”。〔5〕吴晗在1961年1月号《北京文艺》发表剧本的前言中就强调过：“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这个戏着重写海瑞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和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他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他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益的好事”，“其品德也值今人学习的”〔6〕。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961年2月“海”剧继续演出，当3月下旬的一天在民族宫剧场演出时，自命是毛主席的“哨兵”的江青带个大口罩，在随从人员陪同下走进剧场，看完演出一言未发扬长而去。她咬定“海”剧有政治性问题应立即停演。剧团魏静生传达时只说：“上边的意见，必须立即停演”。江青还对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剧，遭到拒绝后，又在1964年现代戏会演时找李希凡写文批《海瑞罢官》，又遭拒绝。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是攻不开《海瑞罢官》的”。 〔7〕 1963年12月12日，当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刘仁同志的信中提到：“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时，江青就趁机窜到市属各剧场寻找“突破口”，想从北京发难。因之，她抓住“海”剧不放，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自供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还保了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很清楚。”“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组织这篇文章”（指姚文元文）〔8〕。由于江青阴谋在北京发难，她和张春桥、 姚文元密谋以“海”剧为突破口，咬定剧本主题是“退田”，是和当时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是为彭德怀鸣冤。他们九易其稿，将稿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里送到北京。他们对周恩来、彭真等同志封锁消息。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9〕。 姚文公然把学术性问题往政治性上拉。其基本内容是：一、“海”剧中的海瑞是吴晗主观臆造的假海瑞，其反历史手法是别有用心；二、剧中写“退田”，是煽动五类分子反攻倒算；三、海瑞为民平冤，是为庐山会议受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冤叫屈，煽动翻案；四、胡说封建时代清官比贪官更坏，“吴晗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是倡导和平演变”；五、“海瑞的大丈夫精神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用以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论是：《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姚文发表后，朝野震惊，纷纷不平〔10〕。彭真同志和范瑾同志分别质问《文汇报》内情，但未得回音。在很短时间，《文汇报》就收到一万多件反对姚文的信件。北京各报对姚文不予转载，相反，评论界均以“不要锄掉这朵花”，“海剧应该肯定”，“姚文结论过了头”，“是和秦侩陷害岳飞时一样陷人于罪，是莫须有”等题目发表，予以驳斥。吴晗也忿忿不平地说：“姚文元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他对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同志说：“真要评价海瑞可以争鸣”；“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说我政治上反党，我想不通”。〔11〕邓拓同志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纳闷：“《海瑞罢官》有多少可批？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的戏来批？吴晗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并对《前线》编辑部嘱咐：“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2〕在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持真理，为保护吴晗作了政治准备。周总理也曾为吴晗调动工作作过努力。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是非混乱不清。由于北京报刊19天未转载姚文元文章，江青、康生咬定北京报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分发，还勾结林彪逼令全国报刊转载姚文，使北京更陷于困境。迫于形势，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30日也被迫转载了。但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主持下均有“编者按语”。《北京日报》按语强调“《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展开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互相批评。”《人民日报》按语更强调：“讨论是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