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疯狂的政治迫害，贪婪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同时，为配合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还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肆无忌惮地洗劫和毁灭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 （一） 日本帝国主义为永远奴役中国人民，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有目的地从意识形态等方面腐蚀中国人。 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统治集团便为其设计了“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溥仪及其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也把它奉作至宝。其实，“王道政治”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统治思想，而是体现所谓“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其中心是“必须显现天皇大御心的意义”，〔1 〕其目的是“教育国民各安其分，涵养国民各安其业”，〔2 〕其内容有诸如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和”、“建国精神”之类。显而易见，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伪满洲国的头上，无非是在政权统治思想上确立以日本天皇“圣意”为宗旨的原则，即凡事要依凭日本宗主国的旨意行事，不得有丝毫怀疑和违背，这便是“日满融和”、“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内容。 青少年学生是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对象。为把青少年的思想禁锢在“王道政治”的思想枷锁中，使之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服服贴贴地听从摆布，日寇在东北的各级学校中强制推行愚民教育，几乎不遗余力地把充满和体现法西斯皇道的货色塞进各级学校的课本中，称之“精神教育”课，恬不知耻地兜售“中国文化东来论”，宣扬什么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规定这些课的课时要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朝东，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之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 日寇还从强制占领区人民学日语入手， 来为加深奴化教育服务。1933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至1935年已编成22种39本，不但规定日语为必修课，还要在学校的总课时中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中小学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迫使学生努力学日语。此外，日伪还在社会上设立大批日语专修班、夜校，并以派遣、保送留日为诱饵，积极推行学日语。日寇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这是一项带有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一措施的推行，都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将法西斯的殖民统治思想、意识、观念、道德强加在占领区人民身上，日寇还对一切文化事业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新闻、出版、电影与广播诸业统由日伪当局控制，其头目均由日籍文人或汉奸学者充任，并美其名曰“官制文化”。 表现在新闻业上，除绝对禁止民众办报外，日伪创办了许多报纸。日军攻占平津后，为它狂吠多年的天津《庸报》更为蠢动，成为日伪在华北销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北支派遣军报道部”及伪“治安总署”又在北平创办《武德报》作为机关报，伪“新民会”还创办了《新民报》。在上海出版《新申报》、《新中国报》。这些报纸为维护侵略者的统治服务，连篇累牍地宣传“和平反共”、“王道乐土”、“建设东亚新秩序”，当然遭到民众的抵制，销路很窄。但日伪依然可以强制“派销”或“赠阅”以及用“给奖”等方式，少则推销二三千份，多则四五万份，扩散出去，毒害人民。〔3〕 图书出版发行业也是如此。1932年3月至7月，日寇在东北强行焚毁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650万余册。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 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以儆效尤”。特别是伪满统治后期，甚至连秦汉、隋唐、宋元文学也不准各学校讲授，诸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师说》、《前赤壁赋》等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从此在教科书中匿迹。〔4 〕其目的旨在封锁和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禁锢中华民族文化在东北的弘扬。与此同时，日寇又大量引进日本的殖民文化，以此充填和占领文化领域里的一切阵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难在这里接续和发展。据统计，1936年，日本对东北输入的书籍为58.7万册，到1941年便猛增至3440万册。1939年，输入东北的报纸为5495万余份，为中国关内输入量的10倍；杂志827万册， 为关内输入量的487倍。以平均每天输入量计算，日本输入东北的书、报、 杂志数量是：报纸15万份，杂志2.2万份，书籍4.9万份。〔5 〕这些数字庞大的出版物涌进东北，可以想象，日寇强制输入法西斯殖民文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电影业，1937年8 月在伪满洲国成立的“满洲映画协会”（即伪“满映”），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一”的制片厂，就是由伪满政府与东北最大的日资企业“满铁”投资建立的，直属伪满“国务院”领导。其第一任理事长是著名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的史长金壁东，而实权握在“满铁”总务科长林显藏手中。“满映”所拍影片多由日本人任导演，主要职员也多为日本人。其头号明星是有中国名字实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如此人员构成，决定了“满映”的制片方针就是直接秉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旨意，以电影作品宣传军国主义，鼓吹“日满亲善”、“五族协和”，为其侵略行为张目。审视其电影作品，无外乎两类，一类是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所谓“启民电影”，如《北方的国境线》、《伸展的国都》等；另一类是风花雪月的所谓“娱民电影”，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等。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评论说，这些影片“只是日本人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欺骗与耻辱。”〔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