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充分肯定的。他们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1〕。 说党内合作“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只有实现两党的党内合作，“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2〕。对于这些观点， 我们认为有重新讨论〔3〕的必要。 一 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后来之所以同意党内合作，首先是基于对国民党性质的错误分析。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党。1921年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州、上海等地对国民党进行考察后，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它的成员有四种人，其一是知识分子，在党内“取领导作用”；其二是华侨，“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但“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其三是“南方军队中的士兵”，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其四是工人，国民党“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4 〕。因此，马林的结论是：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5〕。共产国际完全接受了马林的意见， 认为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6 〕。指示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分析，和陈独秀的意见基本相同。陈独秀说：“从中国国民党分子说起来，知识者居半数以上，华桥及广东工人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因此，“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它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 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7〕。这样，陈独秀和马林、以及共产国际犯了同样的错误，脱离了国民党的实际情况，把国民党看做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党。第一、他们把党员的成分和党的性质混同起来，只看到国民党内有不少出身于工人的党员，就认为国民党代表了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二、他们没有看到国民党内的成分除了几个革命阶级外，还有一部分党员来自官僚、政客、军阀的队伍，甚至出身于地主、买办阶级，而且这部分人还掌握了国民党的许多权力。如果仅就成分而论，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 由于上述错误，共产国际认为国共两党建立党内合作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要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扩大国民党的工人成分，增强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促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党。既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被压迫阶层的坚实的革命联盟”〔8〕。 进一步使国民党成为能更多反映工农利益，坚持革命到底的“人民党”、甚至“工农党”。 其实，改组前后的国民党，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一直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其党员成分的复杂，这是所有政党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通病。在封建社会末期，必然有大批各阶级和阶层的人士，都到资产阶级政党中来寻找出路。因此，决不能仅仅根据党员的成分，来判定党的性质。恩格斯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9〕。可见， 要判断一个党的性质，主要是看这个党的纲领、及其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国民党的纲领，就能明白它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国民党从一出世，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同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念。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同盟会采取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有详尽的章程；将当时各革命团体和各自分散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同盟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克服了各立门户、各自为战、目标不一等会党的色彩；有明确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10〕。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也正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是中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所谓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对帝国主义的竞争和欺压的政治要求，强调反帝斗争对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孙中山说：“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致受经济之压迫于国亡灭而后已”〔11〕。特别是在行动上，却对帝国主义寄予了较多的幻想，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谓民权主义，则是要求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孙中山所提出的“权能分开”、“五权分立”、“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等原则，其实质就是要仿效欧美各国的民主政体，“在中国领域之内构成——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12〕，即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谓民生主义，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经济纲领。前者是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束缚而防止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的经济主张，列宁认为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13〕。后者是孙中山企图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