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对中国大革命历史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不存在“最好形式”问题；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其基层组织有较强的革命性，但权力为少数上层领袖人物所控制，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时有反复，从未争取到革命领导权。 关键词 中国大革命 国共“党内合作” 国民党 领导权 近年来，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日趋全面和深入，新观点时有提出，新的争议也应时而生。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国共“党内合作”问题 专门研究国共“党内合作”问题的文章篇数不多，且基本上一致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本文拟从中国大革命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出发，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评析。 国共“党内合作”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在中国实践的产物，是共产国际远东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认识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立即崩溃论和世界革命条件全面成熟论。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莫斯科一直认为一国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于是构思了世界革命战略。首先建立了共产国际，然后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并为扩大反对帝国主义阵线而倡导共产主义势力与民族民主革命势力联合。当时，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等都认为，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四大”时，列宁再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于是，列宁便着手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自1921年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力促共产主义者与民族民主势力联合，以扩大反帝革命统一战线，并把合作目标最终选定在国民党身上。 国共“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远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基于莫斯科对国共双方的认识。倡导国共“党内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而“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1〕因此， “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2〕与此同时，马林则认为， “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3〕“党员中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4〕他们“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5 〕马林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在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也指出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即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6〕这样， 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主张，指示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7 〕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格鲁宁后来解释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这一决议时认为：“决议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党还弱小，领导革命的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否则“共产党根本没有必要参加国民党。”〔8〕 马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内合作”的主张后，遭到党内同志的一致反对。陈独秀还特意致信维经斯基，提出了若干理由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面对这种情形，马林只好返回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商谈国共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在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后，马林又返回中国。这样，马林“凭借共产国际的全部势力作为后盾……真正贯彻了自己的政治路线。”〔9〕 从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国共“党内合作”是孙中山先生只同意党内合作，坚持拒绝国共党外联系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并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在中国得以实施的。可见，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认为它是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的提法是不科学和不适当的，因为没有其它的合作形式可供两党选择。 二、关于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 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没有把握住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马林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10〕共产国际则认为国民党是由工人、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民族革命集团，后来又表示它是一个革命的人民党。鲍罗廷更认为它是“完全为国为民的政党。”〔11〕1925年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又认为国民党是“工农政党的形式”。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艾尔科里认为，国民党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就它的本质和组织形式而言，在国民党内还有使它成为苏维埃类型的因素。斯大林还表示，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要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13〕这种观点已被历史无情地否定了。那么，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列宁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是一个工人政党，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否由工人组成，而且也取决于它由谁领导，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是什么。只有这一点才能决定，我们遇到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14〕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对国民党的基层和上层机构的阶级构成和政治倾向进行具体分析，以认清改组后国民党的阶级实质及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从而明确国民党的性质。 据1926年12月《广东报》，1926年11月12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员的社会成份及比例构成，差不多80%的国民党党员是农民、工人与学生，20%的则为商人、职员、军人等。据阿意韩范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中的材料，国民党中央各机关42人中，共产党员只占4 人，国民党左派9人，右派与倾向于右派的7人，动摇不定的2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