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与会议决议的形成 1979年8月，党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举行了追悼会， 邓小平在致悼词中说道：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1〕。 又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调查，这两句话是胡乔木亲自听毛泽东讲的，所以在修改悼词草稿时，特意加上的。遵义会议的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曾说过，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了“反报告”〔2〕。 遵义会议参加者扬尚昆也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3〕。同时， 有关文献中也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4〕。十多年来， 从众多党史资料中可以看到，红军自通道——黎平改变战略进军方向后，在向黔北地域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加紧了到遵义开会的酝酿准备工作。此过程中，将不仅是口头交换思想，提高认识，还会在取得共识后由张闻天起草一份全面、系统总结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失败教训的文字提纲，揭露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以期提高党和红军高级干部的认识。而这个文字提纲即扬尚昆所说张闻天遵义会议上作报告时用的提纲。说这份提纲是张闻天起草的，其理由还有；根据当时的条件，由毛泽东亲自起草提纲可能性不大；王稼祥受伤坐担架也不会动笔。故只有由张闻天来写了。从张闻天的报告提纲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周恩来及其他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张闻天的报告提纲是被视为会议的领衔文件，比博古、周恩来作的正副报告更重要。因为，张闻天的重要报告，完全是针对博古、李德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严重错误的，后来才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反报告”。 为什么政治局扩大会议要专门“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5〕？ 有同志对此迷惑不解。的确，在中共党史上这种作法是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然而，正是这种特殊作法，为我们研究《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形成，提供了线索。 如上所述，张闻天“反报告”提纲的重要性与他被会议指定为决议起草人有着某种特殊联系。这是因为，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所阐述的内容，正是遵义会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又被与会同志所赞同。所以，由他来起草会议最后的正式决议，在政治上是最适合的。同时，还由于他起草的“反报告”文字提纲，已经会议讨论通过，决议的主体框架已形成，再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当比其他同志更方便。基于这点认识，在反复研读《决议》的十四个段落时，还可发现《决议》以下一些特点： 《决议》开头的两句话，即“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显然是张闻天在会后写的。 《决议》的（一）、（二）、（三）部分，每阐述一段实际情况后，在每一段中都有一处写道：“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而□□同志在他的报告，对于这些顺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与结论中都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6〕。 完全是针对博古在会上所作报告中的错误观点，在逐条进行批驳，这只能在会议结束后才会这样写的。 《决议》的最后三段，即（十二）、（十三）、（十四），每段开头的第一句话都写道：“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路线”〔7〕，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8〕，“最后，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9〕等，可见， 这三段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闻天报告提纲的肯定、补充和对全党全军的号召。从第一句的行文看，毫无疑问也是会议结束后写的。正如有关专家考证的：“《决议》反映了1935年2月7日党中央及军委重要决定的内容，因而必然通过于2月7日之后。《决议》中说：‘中央红军在去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这一说法来源于中央2月7日的决定。同时，由于它对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做了重大改变，所以它不可能是遵义会议通过的。”〔10〕也就是说，《决议》的（十四）段是张闻天在2月7日后才写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第（四）段至（十一）段，是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谈起，一直写到红军北渡乌江，即遵义会议前夕为止；阐述的内容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没有扩大会议上的情况。虽然《决议》的（四）至（十一）段，每一段都揭发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军事路线造成的危害，但却没有一处像第（十二）段那样三次写道：“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线防御路线，……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11〕，这从另一侧面证明，《决议》的主体部分，即（四）至（十一）段，是会前就起草好的。陆定一1944年向延安中央党校二、四部学员所作《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是逐段讲解的。恰恰未讲（十二）段〔12〕，亦可印证上述论断是言之有据的。 据此，我们认为：在未发现新的档案材料之前，《决议》的（四）至（十一）段，基本可以肯定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拟定的提纲，并按此提纲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并被出席遵义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所赞同通过。党的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之所以记载：“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13〕，过去许多论著中在提及遵义会议时，都说“通过”或“作出”了决议，原因均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