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柏格森（1859—1941）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是在对西方近代智识至上主义和科技文明之流弊作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产生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它把生命看作是世界的真正基础和唯一实在，将人类生命现象神秘化，强调生命之流的创造进化和生命意志的绝对自由，认为生命只有克服并超越物质自然的滞碍，才能显示其本性和生机。从而在总体上表现出限制科学理性、裁抑物质生活、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的人本主义倾向。这无疑在历史和价值的双重维度上给现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参照。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复杂流变作一全面评析，是合理解释中国现代哲学、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生命哲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是“五四”之后的事，这是由当时中西文化激烈撞击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清理、改造、整合、创新，使中国社会迈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在此过程中，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冲突，在中国也有鲜明的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化解“两种文化”之间内在紧张，构成了20世纪哲学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由于受到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制约，西方生命哲学的东渐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充当了文化守成主义者复兴懦家内圣心性之学的助力和反对全盘西化的挡箭牌；又成为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否定传统文化、树立自主人生观和进化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一、生命哲学与“五四”思想启蒙 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获得广泛传播的前五四时代，进步人士往往以先进的西方近代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柏格森关于自由意志、生命之流、创造进化的理论，也曾成为早期“新青年派”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 鉴于积重难返的封建文化和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之阻碍进步，陈独秀吹响了与传统社会决裂、向封建思想文化全面开战的号角。在《新青年》（创刊时名《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这篇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的文字中，陈独秀先后两次提及生命哲学家柏格森。他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 这里，陈独秀显然是把柏氏学说当作进步的理论引介给国人的。他以柏氏“创造进化论”所尊崇的宇宙“恒变”原则，激励人们舍弃保守传统的念头，不自溺于落后、黑暗的现实，勇于打破现状，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以免天然淘汰之途而能保种强国。这无疑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最早呐喊，具有催人奋进、励人自新的进步意义。 在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还把反理性主义的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穆尔功利主义和孔德实证哲学相提并论，以提撕国人废弃专事“修身养性”的传统文化，由空谈性理转而直面现实，革新社会，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开拓进取的新型人生观的确立。 此外，《新青年》的另一位重要撰稿人李大钊，更注意吸纳柏格森创化哲学的菁华以为反对封建主义、激励国人自强向上的助力。他从塑造青春中华，“再造民族之事业”的立场上，对中西哲学进行理智甄别、抉择，以尼采、柏格森、《易传》、陆九渊哲学的某些观点为塑造新型自我、重铸中华辉煌的精神资源。 柏格森哲学主张变化的、创造进化的人生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颇多暗合之处，这是当时激进派人士崇拜柏氏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科玄论战中的一造主角张君劢坦言，他之所以倡导生命哲学，乃是因为这种哲学“侧重人生，尤好言人生之特点为自由，为行动，为变化，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中来也”〔1〕。 民国以降，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日趋恶化，国中弥漫着悲观绝望的空气。这样的空气不涤荡净尽，中华之再造将无从谈起。李大钊说：“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 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 发展向上， 以易其境， 俾得适于所志， 则Henri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尚矣。 ”〔2〕很显然，他是把生命哲学当作疗救“灰冷自放”、 妄自菲薄的“厌世心”的一剂良药。 李大钊对柏格森哲学的吸收，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崇“今”观上。柏氏以意识绵延界定时间的本质，认为人类意识是相互渗透交融、永不断绝的生命之流。本于此，李大钊把宇宙生命看作是“无时无刻不在向前发展创进”的过程，个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过渡站，让生命力得以如奥林匹克火炬般连续相传。他热情讴歌“今”，指出“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3 〕人类个体通过“今”的行为动作，将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连续起来，“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所以说“今”最宝贵，也最易丧失，吾人当牢牢把握住“今”，“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 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对时间的哲学思考，是以纠正时人的守旧思想为实际指向的。他将柏格森关于意识绵延犹如滚动的雪球的比喻创造性地运用于阐释历史文化的发展，并以此抨击倒退、循环的历史观和消极颓废的人生观，而倡言“奋斗鼓舞”、“乐天努力”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他说：“古虽好，也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4〕因此， 所谓“今不如古”是毫无根据的，应对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不难看出，李大钊崇“今”观所体现的乐观精神和“向前看”的价值取向，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