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远 译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米高扬的中国之行报告，仅反映了该报告所附同莫斯科往来的电报含有的部分信息。这些电报通报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就很广泛的中共内外政策问题和苏中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的情况。会谈中讨论的问题，有一部分在报告中作了扼要的或不完全的说明，有一部分根本未提及。下面以摘录或全文形式发表米高扬同联共（布）领导之间往来的电报。这些电报已按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所讨论的基本题目和问题作了分类。 这些电报表明，在米高扬的西伯坡会谈中和在他同莫斯科的通信中，首先是中共的现时政策问题占有很大的位置。 米高扬的书面报告和齐赫文斯基院士不久前发表的文章〔1〕， 很详细地阐述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 月初就苏联和中共应对南京政府的调停请求（这个请求是在1949年1月8日和9 日由南京政府向大国首脑提出的）持什么立场的问题所交换的电报的内容。米高扬的电报可为阐述这个问题补充一些有趣的材料。 美英法政府及其外交代表，在收到南京政府的请求后，立即开始积极试探苏联的立场。他们很关心停战和防止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除带来其他后果外，可能导致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的急剧增强）。他们认为，四大国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行动，调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当时我在苏联驻南京使馆任一秘，我很清楚，直至1月下半月， 我们的大使罗申还未收到莫斯科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现在知道，这个时候斯大林与毛泽东在通过电报往来协调立场，所以延缓了发出指示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罗申托病未出席1949年1月8日同中国外长的会晤。中国外长本打算在这次会晤中向他和另三大国大使递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来我们大使又以同样借口未出席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议举行的同这三国大使的会议。 从莫斯科和西柏坡之间就此问题往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苏联和中共协调立场的最后一次电报往来是在1949年1月14日。 苏方按照协商结果作出的答复，由苏联外长于1949年1月17日交给中国驻苏大使〔2〕。 可是，西方大国先于莫斯科向南京作出了答复。1949年1月13日， 司徒雷登奉国务院之命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谈到，“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角色，不会带来预想的结果”〔3〕。后来公布的外交信件， 特别是司徒雷登从中国发给国务院的电报表明，他确信苏联不会同意参加调解行动〔4〕。 莫斯科和我们驻南京使馆对美国作出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消极都很惊奇，因为有重要理由认为，南京的调解建议是同美国政府代表协商过的。因此，莫斯科怀疑发生这种情况是泄漏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书信往来消息所致。米高扬在2月3日会谈中向毛泽东谈了这一点，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米高扬提醒说，斯大林在1月10日签发的关于南京政府请求的电报中， 告诫必须严格保守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的秘密。米高扬对毛泽东及其同事说：“我们知道，英美法主张承担国共之间的调解工作，后来不知这些大国怎么知道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进行调解，于是它们不想丢面子，改变了立场，拒绝出面调解。所以必须认真对待保密问题，并注意在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乱说的人，因为这个消息很可能是经过他们传到美国人那里的”。〔5〕在向莫斯科通报这次会谈情况的电报中， 米高扬写道：“毛泽东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据他说，这样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同莫斯科的书信往来，只有在座的中央委员、一个翻译师哲和杰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完全可靠，对他们他不怀疑。至于这个具体情况，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在了解我们的立场以前就公开写道，苏联和中共将反对调解。”米高扬强调指出：“我回答说，那么这只能是他们的推测，但西方大国是在得到关于我们的立场的确切消息后急忙表示拒绝进行调解的。毛泽东重复说，不排除中共周围的人泄漏消息的可能性（原文如此，从上下文意思上判断，‘不排除’似应为‘应排除’——译者）”〔6〕。 在米高扬同周恩来和朱德的会晤中，讨论了苏联政府对待蒋介石政府的态度问题。2月1日，鉴于苏联大使迁往广州，周恩来要求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我提示一下，1949年1月18日， 中国外交部通知所有外国使馆和使团，1月21日中国政府将由南京迁往广州， 并建议它们也跟随迁往广州。在所有外交代表机构首脑中，唯有苏联大使遵从了这个建议。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随同大使迁到广州，在南京留下一个不大的外交部和苏联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作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文作者也曾是外交部工作组成员。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大使，得到其政府指示，留在南京，工作照常。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人数最多。司徒雷登在南京呆到1949年8月。从外交使团， 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盟友美国大使馆都留在南京工作的角度来看，以大使为首的苏联大使馆大部分人员迁往广州，显得莫斯科对蒋介石政府更感兴趣，虽然大家早就知道，莫斯科是同情中共的。外国外交官和当地的中国当局试图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此出现了各种推测和猜测。我们苏联外交官回答这个问题时，引用通用的国际惯例。即外国使馆应设在该国政府所在地。我们知道这个答复没有说服力，但必须遵照莫斯科的指示。 可能米高扬向周恩来作出了同样的答复。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了他同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会谈情况，他写道：“我解释说，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中国现在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派驻了大使。大使随同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把使馆部分人员留在南京，这是很自然的。实质上，这不仅不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带来损害，相反还会有所帮助。”〔7〕 在会谈中，中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近期军事工作和军政工作的计划问题，以及对它们的物资技术援助的方式和来源问题居于重要位置。 在1月10日同米高扬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 毛泽东就说：“为了确有把握地在南京和上海地区取得胜利，需要把林彪的精锐部队从北平地区调到南方和西方，使国民党无法从那里调遣军队去加强南京、上海地区。北平地区的情况复杂，需要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做巩固工作。 ”〔8〕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制定计划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的，他们准备在做短期的休整和备战后，用武力夺取这两个城市（即南京和上海——作者）。北平事件的和平解决〔9〕， 缩短了这些部队的休整和备战时间。不仅休整需要时间，而且做以下工作也需要时间： 1.改编和教育最近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数万名国民党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