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是抗战胜利后宣传和提倡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中间路线的基本思想萌芽于二十年代，而明确揭橥中间路线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1945年12月，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一文中，首次提出“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举足重轻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1 〕该文是施复亮关于中间路线问题的最早论述。1946年7月，他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何谓中间派》一文， 明确提出“中国的中间派，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对内对外的明确政策，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独立态度”。〔2 〕该文中施复亮首次使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这样的提法，并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之后，他又在《时与文》、《观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中间路线的理论。 施复亮关于中间路线的论述尽管很多，但概括起来就是要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在中国“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3〕本文拟从新民主主义政治、 新资本主义经济、兼亲苏美与调和国共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 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施复亮中间路线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 关于民主政治的内涵，施复亮曾从多方面作过解释。这些解释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的内容。 ①政治公开化，反对“秘密政治”，主张“一切公开出来让人民批评”，〔4〕“根据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5〕 ②多党合作化，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即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一切党派“有参与政治和争取政权的同等机会”，反对任何党派“享有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权”。〔6〕 ③军队国家化，反对用武力干涉政治，反对用武力“来维持或争取政权”。〔7〕 ④思想多元化，反对统于一尊，“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8〕 显然施复亮所理解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治公开化、多党合法化、军队国家化和思想多元化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所谓新民主主义政治，施复亮解释说，它“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9〕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10 〕，主张“建立平民政权”。〔11〕在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立平民政权的过程中，施复亮提出“必须由民族企业家积极负起领导的责任，联合一切进步的民主势力来共同争取”。〔12〕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由于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当中国的历史走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13〕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局部的中国开始变为现实。施复亮主张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其缺陷是不言而喻的。 在强调指出施复亮新民主义政治这一概念消极因素的同时，更应看到，当时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下，施复亮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又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色彩，包含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人民的基本民主和自由的色彩，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由于施复亮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强调了基本民主的重要性，这更增添了他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积极内涵。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施复亮在主张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强调提出了建立基本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与自由的积极意义。他指出，在一个近代国家，没有基本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不能算一个近代国家的人民”〔14〕，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施复亮更强调民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 所谓民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强调基本的民主政治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价值构成，强调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是人成为现代人的政治前提。换句话说，在一个现代国家，离开了基本的民主政治，缺乏对基本的民主和自由的保障，人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人；只是奴隶意义上的人，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人；只是专制意义下的人，不是自由意义上的人……，也可以说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人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确认的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通讯、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人民无分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平等；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这一切都是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它是现代任何民主国家必须首先确认的。一个国家缺少基本的民主政治，就不是民主国家。人民失去了基本的民主权利，就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人民。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针对这一现实，施复亮多次谴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指出国民党政权“不但不曾具有民主的实质，甚至还没有具备民主的形式”〔15〕，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党禁，取消一党专政”〔16〕，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并把它提到关系中国人是否够作为现代意义上人的价值高度。这一认识无疑是积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