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是爱国的英雄，爱国主义自始至终是其思想的主线。揭示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刻理解他所领导或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这一重大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唐德刚先生所指出的，它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义无反顾地改易旗帜，促成国家统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将军爱国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张学良在1990年谈到东北易帜时说：“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这件事促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坚定。〔1〕” 张学良生于权门，养尊处优。然而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花花公子。由于受到一些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由于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张学良在青少年时代就萌发了浓厚的爱国思想。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年方15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作事”〔2〕。然而国家贫穷落后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 使他痛苦、悲观和失望。但不久便振作起来。191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应辽宁青年会的邀请，作《中国之希望》的演讲，认为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发奋图强，努力救国。张学良颇受启发，他后来说：“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3〕”1921年秋， 他受父命东渡日本观看日军秋季军事操练，日方的耀武扬威极大地损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他向日方表示：“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4 〕”1921年的日本之行给他以很深的刺激，其爱国思想也因此而日益增长。1923年，北京发生“三·二惨案”，军警镇压了要求废督裁兵的游行学生。张学良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赞佩，写信慰问受伤者。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张学良对上海爱国学生被英租界巡捕枪击表示深切的同情，并致电予以慰问，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5 〕”并发挥张伯苓“中国之希望在我”的观点，认为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之计在于“牢记国耻，发奋图强，人人从修养人格入手，工商学界各以发展其业为职志，则二十年后，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谁敢再以侮辱临我。〔6〕” 从国富民强的目的出发，张学良对进行内战表示苦闷和厌恶。他在《回忆录》中追述当时厌恶内战的心情：“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7〕”1924 年他表示决不愿成为军阀，认为军人所以成阀，是因其不仅过问分内事，而且干预分外诸政。1926年，奉直联军击败冯玉祥，攻克南口，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等拟演剧庆功，为张学良所谢绝。他认为兵乱之后，灾民遍野，村落为墟，战士暴骨，饿殍载途，“哀且不遑，曷敢言庆。”并且，南口之战，不过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已而趋于战，“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因此建议“移此庆功之款，作为慈善之举”，救济战区附近灾民，抚恤战斗双方死伤。1927年1月汉浔惨案发生， 其时奉系与国民革命军仍处于敌对状态，但张学良向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表示：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为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待外国，决不因对内政见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8〕”此后不久， 张学良便发出对时局的通电，主张“息争御外，共挽颓流”，表示了停止内战的愿望。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主持东北军政，随即表明自己反对内战的立场，表示“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9〕”虽然他洞悉蒋介石以外交解决东北的阴谋， 但他仍然致电蒋冯阎诸人，表示“学良爱乡爱国，决无妨害统一之意〔10〕”，表达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 张学良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阻挠。对此，张学良采取了既灵活又强硬的立场。在与日本特使林权助等人谈话时，张学良认为中日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诸共存共荣的宗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然而面对林权助等人阻挠东北易帜的嚣张气焰，张学良又显示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他说：“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之心理而有所作为也。〔11〕”张学良顶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最终做出改旗易帜的重大抉择。 张学良认为，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能谋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1928年9 月他在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说：“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的太重，而有害于国家。〔12〕”东北何去何从，对于张学良来说，正是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重大课题。张学良为东北易帜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他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承受日本对其统治地位的直接威胁。然而毕竟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正是张学良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的思想表现。张学良认为，在民族大义面前要站稳立场。张宗昌曾劝告张学良与南方战斗到底，张学良予以拒绝。他说：“东省有貔貅之士达20万，未尝不可与南军作一决战，但鉴于外患险恶，济案及皇姑屯之变，深为痛心，且因大势所趋，全国人民服膺三民主义，我兄弟倘使举措不检，不特为亡国之罪人，亦且为人民所唾弃，人格所关，在此一着”〔13〕，不能不慎重行之。东北易帜使张学良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一定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东北易帜所实现的国家利益与张学良的个人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东北既是张学良统治下的东北，更是中国的东北。保障东北的安全，就是保护民族利益，同时也是保全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的。日本帝国主义因郭松龄事件张作霖允诺的侵略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就有换马之意。东北易帜，虽然仍不能免除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但毕竟以全国人民和中央政府为后盾，增加了安全系数。因此，认为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时没有考虑个人利益，是不合乎事实的。但如果夸大这一点，认为张学良主要地考虑其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对的。爱国思想是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的主旨。不知国家、民族之大义，张学良就不会有东北易帜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