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一般将抗战初期界定为从卢沟桥事变（1937.7.7）至武汉失守（1938.10）这段时间内。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政府认识到，以弱敌强的持久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民众动员势在必行。回顾这段时期国民政府动员民众的努力，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加以客观评价，是不应被历史遗忘的。 （一）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的两个基础前提 从九一八事变起至西安事变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把“剿共”作为抗日的前提，仅仅将“攘外”停留在口头上，对于日本的军事挑衅与无理要求，采取不抵抗、不扩大，求妥协，甚至作丧失国家部分主权的让步，其实质就是投降。当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投降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国民政府于“九一八”事变后注意到民众的抗日呼声，在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有限的抗日准备，为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第四届执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请从速实行征兵制以御暴日案》；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指出“此实救亡图存，根本大计”；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人民服兵役，称“服兵役为国民人人应尽之义务”。通过这些努力，至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已拥有了可以实行正面抵抗的经济、军事力量。经济上，国民政府在财政、工业、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建设，已使之牢固地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对社会的稳定、充实国力有相当的作用。军事上，国民政府已拥有现役兵员170余万，陆军编为182个步兵师及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及6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及20 个独立炮兵团，另有其他特种部队，分别隶属于83个军及25个集团军；海军共有舰艇109艘（总排水量7.8万千吨），编为4个舰队， 可以在沿海或江河上协助陆上战斗；空军有作战飞机314架，编为9个大队，机场12处。与日本侵略者相比，这个经济、军事力量仍然是弱小的。但是，这些力量使国民政府基本具备了国防政府的功能。所谓国防政府，是指当一个国家遭到外敌入侵时，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土主权，抵抗侵略，政府能及时地发动、运用、组织和指挥所拥有的一切人力、物力投入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强敌当前，国民政府只有以经济、军事力量作物质基础，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鼓动民众，广泛而有效地对民众实施政治教育和心理训练。 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的理论基础，即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其中，又主要以民族主义思想吸引民众，动员造就民众的抗日意识。 首先必须澄清的一点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宣扬的“三民主义”已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轨道。但是，沉重的国仇家恨，使国民政府尚保有一定民族情绪。在各项宣言、议案中，国民政府反复强调，要“本总理遗教”，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1934年7月25日， 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如果我们能够奋发努力，团结精神，一心一德来救国，国家一定可以在我们手里救转，民族也可以由此复兴起来。”〔1〕同时， 蒋介石也承认中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基于此，在1938年4 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再次指出：“民族主义于抗战期间能充分发挥其精神与力量，则此精神与力量，为今日捍御外侮之要素，亦即他日复兴民族之基础也。”〔2 〕这就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民族主义的希翼之深及将其作为民众动员主导思想的渊源所在。 （二）国民政府民众动员三点具体指导思想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谈话在北平广播后，激动的人群敲锣打鼓，吹奏喇叭，纷纷涌上大街，以示庆贺。〔3〕这次谈话标志了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民众动员的正式开始， 其具体指导思想是： 第一，通过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来动员民众。 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的侵略野心无法遏制，一步步深入腹地。“一二八”事件、华北事变接踵而至。国民政府对此是有一定认识的。早在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指出：“横暴之日本……以继续不断之暴行，破坏我国家之完整，国难之深，于此为极。”〔4〕随后， 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制造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究无尽的灾难与痛苦。南京大屠杀，使30万无辜民众血染金陵古都，更是令人发指，举世震惊。对此，国民政府深以为耻，痛心地感到：“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将士死伤为数逾50万；非武装的人民横被屠杀，为数尤不可记；妇女同胞所受之残酷，更为吾人所口不忍言；至于政府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设，亦为敌人破坏之对象，而夷为灰烬。”〔5〕所以， 国民政府大声疾呼：“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6 〕通过揭露敌人的战争暴行和侵略本性这一指导思想，国民政府激发了民众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对敌人同仇敌忾的心理，正是奋起抵抗侵略的巨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