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何应钦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严厉地谴责，力主讨伐张杨，传统学术观点认为，何应钦想置蒋介石于死地以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对何应钦作了不指名道姓的谴责，“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所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1〕”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 我认为上述说法的理由不够充分。 首先，何应钦的顽固反共立场决定了他在事变中的态度。从1926年何应钦支持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到1936年西安事变，何应钦的主要活动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反共”。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或明或暗地站在反共势力一边。“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揭开他公开反共历史的序幕。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他是蒋介石制造和策划反共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在南京首先发难，积极配合蒋介石在上海的反共大屠杀。在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中，他直接指挥和参与指挥了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及对湘赣闽地区红军的镇压。抗日战争前，他更是国民党当权集团“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忠实执行者，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何应钦的顽固反共立场，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不可能赞成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在何应钦看来，张学良、杨虎城是在地方实力派、中共乃至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发动兵变的，目的是要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这对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何应钦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其次，何应钦不是任何地方派别，他没有自己的地盘、雄厚的兵力能够称雄一方（这也是蒋对他绝对信任并重用他的原因）。在何应钦看来，张、杨兵变是得到地方实力派支持的，如果对张、杨妥协，就会造成地方实力派势力的上升，从而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这必然危及到蒋介石的地位以及他几十年来苦心经营而谋得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借武力来压制地方实力派，防止国民政府的分裂，巩固政权。 第三，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决定何的主战意图并不想置蒋于死地，而是为了救蒋。何应钦虽生逢乱世，却是一个善于发现、利用和制造机遇的好手。自从与蒋介石结下生死缘后，何应钦基本上是福星高照、平步青云。何蒋关系虽有断裂和波折，却能善始善终，这除了蒋介石的治人驭势之术使何应钦畏服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何应钦本人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何应钦对蒋介石的顺从敬畏为的是得到权力的荫庇和赐与，一旦获得相当的权力之后，他也希望跻身于更高层次的权力角逐，甚至不排除某些时候觊觎最高权位的奢望。何应钦当了军政部长以后，一度好比是国民党军队的大管家。他似乎总揽大权，但一切却又听命于蒋介石，连一个营长的任用，没有蒋的认可，他也难作决定，这就使得他对蒋介石的独断专横有看法，有矛盾，想真正拥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号人物实权。于是，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就曾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企图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何应钦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从而助长了桂系的气焰。何应钦的所作所为触了蒋介石的大忌。然而，何应钦毕竟是明智的，不久他即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从而再次获取了蒋对他的信任。通过这一事件，何应钦最终认识到，蒋介石是一名中国历史的骑手，而自己则只能是驭载骑手的骏马，只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基于这种认识， 他在1928年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从不敢在蒋介石周围培植自己的个人势力，从而得到了蒋的绝对信任。何应钦不仅能减少蒋介石对他的猜忌，而且还能游离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纷争之外。正是由于蒋介石对何的信任，更由于何应钦对蒋的忠诚，1933年到1935年11月，何应钦主持军委会北平分会时，置遗臭万年于不顾，为蒋介石换得“北平无战事”，这更是何蒋亲密关系的升华。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正是凭着对蒋介石的忠诚，才力主讨伐张杨，其主要目的是给张杨与中共施加压力而救蒋，不无“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考虑。但是，“讨伐”一旦展开，内战就随之爆发，而这正是张杨和中共中央以及一切抗日民主力量所竭力避免的，也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乃至英美集团所不愿发生的，所以，何应钦一派所施加的军事压力，从反面增大了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迫感。 第四，从当时的形势看，即使蒋介石死了，何应钦也不可能取而代之。首先，在国民党内，论资历、声望、实力，何应钦很难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阎锡山、李宗仁之辈相比，同时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如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角逐、“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两次反蒋大联合的失败，都会给何应钦某些教训，况且他本人也曾因1927年8月与白崇禧通电迫蒋下野，触蒋大忌， 这一系列事件使他在权力角逐中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因而也不会想到在蒋死后要取而代之。其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已决定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至关重要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因副委员长冯玉祥在，连暂代之名也未给何应钦，而由在南京的五个常委中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共同协商军政，军队则仍归何应钦指挥调遣〔2〕。显然，就是蒋介石死了，其权力也不会全落到何应钦身上， 必将分而掌之。另外，英美集团及日本也无意让他作蒋介石的继承人。当时英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日本所支持的在蒋死后南京政府的首脑人选首先是汪精卫而不是何应钦。 第五，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也可证实何应钦的主战意图。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得报后，于12 日晚11 时30分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会上，何应钦力主讨伐张杨，得到了戴季陶及黄埔系军人的支持。何应钦于17日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后，随即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向西安挺进〔3〕， 但并没有下令进攻西安，只是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威慑张杨。虽然“叫嚣炸平西安”，但只是吓吓而已，并没有真正行动。在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军除桂永清不等何应钦下令，擅自率教导总队从南京开向潼关，在赤水与东北军打了西安事变中仅有的一仗外〔4〕， 其他部队均未与东北军、十九路军发生正面冲突。试想，如果何应钦想置蒋于死地，则早就从空中炸平西安，陆上进攻西安了。如果不是顾及蒋介石的安全，凭着中央军的实力，完全可以打入西安。18日，被张学良扣留的蒋鼎文飞回南京，带来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信中说：“敬之吾兄，闻空军昨日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中正于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接到信后，何应钦马上下令停止对渭南轰炸〔5〕， 并准备通过阎锡山为中介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18日下午2时， 何应钦派何辑五（何应钦之弟，时为贵州省政府委员）去见冯玉祥，持致阎锡山信请冯签名，信中云：“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务令即日向汉卿慨切劝导，即日送介公至太原。”又谓特委阎锡山以全权处理的责任，并托黄绍赴晋面商〔6〕。同时， 何应钦谈话说：“余自被任讨逆总司令后，即已依中央指示指挥国军向西安急进。昨天蒋主任铭三由陕赍蒋委员长十七日手函到京……奉到委座手函后，余当已分电前线，饬于十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停止轰炸。如张逆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订计划彻底扫荡。〔7〕”只是到19日（星期六）蒋介石尚未脱险时， 何应钦才下令飞机轰炸，但军队并未行动，看来“按原计划彻底扫荡”也是威吓一下张杨，以引来增加谈判时的筹码。另外，在武力讨伐的同时，何应钦打电报给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让他回国主持政务〔8〕。 如果说何应钦真正想在蒋死后取而代之，又何必将远在德国的汪精卫召回与自己竞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