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是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洗雪百多年民族耻辱的重要日子。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日益引起人们对香港的关注。 从总体上考察，前几年中英关系陷于低潮，香港形势曾一度令人忧虑；但由于我国国力在开放改革中日益强大，中国因素对香港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逐渐超过了英国因素；英国从其近期和长远利益考虑，不得不适应形势调整政策，表示愿意和中国再度合作，以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因此，香港的如期回归，政权的庄严交接，殖民统治的结束，“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正式实施，已成定局。 香港是我国的一块宝地、要地。1841年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占，迄今已150多年。1982-1984年， 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则于同一时间把香港交还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得到了完满的解决。接着，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花了将近5 年的时间制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了未来香港特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保留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等等）。在过渡时期的前期，中英关系良好，被誉为“密月期”，双方合作贯彻执行联合声明，取得明显成果。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正当中英关系协调发展的时候，英国按其从殖民地撤退时惯用的“非殖民化”的老传统，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改革”，其目标是：“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更能直接向港人负责。”〔1〕其方法是打着“为香港引进民主”的旗号， 加速“民主”选举的进程，打算成立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到撤走时“还政于港”，美其名曰“还政于民”。这是一般的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统治而走向独立的一般历程。但是，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是一般的“殖民地”〔2〕，因而不可能通过“非殖民化”的道路而走向独立。 英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把香港交还中国，因而英国的责任是“还政于中”，而不能绕过中国政府而“还政于港”。“还政于港”或“还政于民”，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的内政，亦即基本法已规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因此，双方在政制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主权之争的继续，贯串于整个过渡时期。而在过渡初期，双方关系较好，尚能通过磋商协调某些矛盾，并曾达成香港过渡期政制的发展要与基本法衔接的共识。但到1989年发生“北京风波”和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英国高层错误估计形势，改变了对华对港政策，从合作变为磨擦或对抗。1992年新任港督彭定康推出了一个被称为“三违反”〔3〕的政改方案，引发了一场公开的政制大论战，中英关系陷入80 年代以来的最低潮。过渡后期的形势一度令人担忧。 1993年中英关于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的会谈破裂之后，政制上出现了直接对抗的局面，英方自行其是，1997年前后的政制衔接已不可能。港英当局拒绝合作，坚持按彭定康方案自建其是最后一届三级议会架构。中方被迫提早成立特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会），先后聘请了几批港事顾问和区事顾问，团结、依靠广大港人，按照基本法规定一步步地切实进行筹建特区第一届政府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但是英方初期不予合作，不让公务员接触预委会。所持理由是基本法并无预委会这种机构，而且中英之间已有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这个直接沟通渠道。没有宣之于口的原因则是害怕预委会成为第二权力中心，威胁其权威及有效管治。港督宣称要到1996年特区筹委会成立以后才予以支持和帮助。这曾使预委会工作遇到不少困难。人们还注意到，英帝国主义从其他殖民地撤出前必有混乱、留下后患的规律性现象，已在香港出现。这表现为打着“民主”、“人权”、“平等”之类的牌子，利用其手中的管治权力，改变现行的某些制度、法例、政策，以利于把港英自建的制度、班子延续到“九七”以后；与此同时，在撤离前挑起矛盾和混乱、留下烂摊子等活动，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早在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正式开始之前，邓小平就曾对来访的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是英国人。”〔4〕综观今天的现实， 人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科学预见性。迄今由英国人制造的混乱确实不少。这里可举一例。在少数亲英议员高唱“男女平等”口号的鼓动下，港英当局通过立法局修订了“新界”土地（豁免）条例草案，威胁到“新界”原居民的传统合法权益和继承制度，又违反基本法的精神和有关规定，于是触发了数十万“新界”原居民以及“新界”旅欧侨民联合掀起一场“保乡卫族”的大抗争，引起了港人的分化和社会不安。 政制上不衔接，政治上难合作或不合作所带来的麻烦，可小可大，不可掉以轻心，但又不必过分忧虑，更毋须害怕。因为这只不过是香港回归大潮中的一些漩涡，是港英撤退前难以完全避免的短暂现象。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已经在香港出现：中国因素对香港的影响力，越近“九七”就越加强大；它正在逐步地取代英国因素而对香港前途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历史大趋势不会因一时一事（如港英当局按其“三违反”方案选出新的立法局）而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