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泽东写新诗又会如何？毛泽东为什么钟爱或者说选择了格律诗词这种古典形式？这是妙手偶得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长期以来，毛泽东诗词以史诗合一的史诗品格和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等艺术风范，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致他的敌人也为之折腰，风靡程度一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诗作。如果说这种风靡当年还有很多非诗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36年了，可他的诗词还依然频频出现在舞台、荧屏、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乃至酒店、客厅、会议室、宾馆大堂和亿万人民的口碑中。若以耳熟能详的普及程度论，他的不少名篇警句仍然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代表作，基本上和“举头望明月”这样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达到了同一级别。显然，这就要归功于毛泽东诗词本身的艺术魅力了，这也是政治淡出、文化凸显的一个结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认为约20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问题是人们都自自然然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似乎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却忽略了反向思考，比如从来就少有人设想过，如果毛泽东写新诗又会如何？_毛泽东为什么钟爱或者说选择了格律诗词这种古典形式？这是妙手偶得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如所周知，新诗进入中国100年以来，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找到了新的资源，融入了新的元素，反映了新的生活，开出了新的生面。这100年，实际上也是新旧体诗暗中较劲和比赛的100年。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不停地此消彼长，但它们之间孰优孰劣，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时间都采取了不争论主义，各写各的，只做不说。毛泽东作为大国领袖，以他的襟怀、气度、魄力和眼光，对各种文化自然是兼容并包，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具体在新旧体诗的问题上，他老人家倒是终其一生钟情于古典诗词，并且身体力行，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在20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而且还在上个世纪50年代集中思考并三次公开发表了他支持古典诗词的看法。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新诗发表的臧否意见是以半开玩笑的形式说的：“我是不读新诗的，除非给200块大洋。” 据多种资料载，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新诗发表的臧否意见是以半开玩笑的形式说的：“我是不读新诗的，除非给200块大洋。”这句话横空出世，前后语境也不可考，似乎是个孤证，据此就断言毛泽东否定新诗显然述缺乏说服力。但我们不能光听其言，还要察其行。据海外著名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1977年撰文研究“发现”，毛泽东《沁园春·雪》曾受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一词影响。胡词作于1917年4月17日夜，所咏实是十月革命前的三月革命。发表于1917年《新青年》三卷四号，1920年3月又收入《尝试集》中。而青年毛泽东当时正是《新青年》和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此为毛亲口与斯诺所言)，更何况胡词是热烈歌颂新俄革命的呢。据此，周策纵先生认为，毛必受胡词感动很深，故19年后用同一词调咏雪，而且其主题“雪”以及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即涉胡词开头“冻雪层冰，北国名都”句转变而来。毛词“千里”、“万里”也可能受了胡“一万里飞来”词句暗示。如此等等，言之凿凿。(参见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见唐德刚《胡适杂忆·附录》) 当然，毛词是否如周说，如此深受胡词影响，我并不认同。虽然周文也并无恶意，只是指出诗人创作间的一种相互联系与发明，更何况，毛诗创作历来转益多师，直接取自“三李”的诗句都并非个例。恰恰是周文这个研究心得我能接受，即毛氏《沁园春》在创作上受到胡氏《沁园春》一定的启发。因此，我就有了一个比较，当年胡适作为青年毛泽东崇敬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兼新诗第一大诗人(他的《尝试集》早于郭沫若《女神》一年出版)，毛却对他大量的新诗视而不见(试想，像《两只蝴蝶》，像68首新诗中以“了”字结尾的诗句就达101句，这怎么得了，又如何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唯独一首《沁园春》却令毛泽东惺惺相惜，20年不能释怀。无独有偶，还有一个郭沫若的情形与此相类。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新诗泰斗又兼旧诗大家，与毛以诗友身份过从甚密。但终其一生，毛对其公认的新诗领袖地位和突出成就未置一辞(试想，像《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像“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怎么得了，又如何入得了毛的法眼？)却以旧体诗词乐此不疲地相互唱和了大半辈子。毛泽东号称“不读新诗”，恐怕最初就根源于对胡、郭的早期新诗印象。仅此两例，也足以看出毛泽东诗歌的取向了。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还是两首《沁园春》的比较，从比较中得出早年毛泽东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在师承与借鉴上，完全听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与修养引领，下意识地就走上了一条亲古典而远现代的必由之路。说“下意识”，是说他当时还无意也无瑕于新旧诗的优劣长短之比较研究，只是跟着感觉走，用自己喜爱的形式，写自己想写的而已；说“必由之路”又分两点：一是先天的，即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古典诗文对他的浸润与生俱来，深入骨髓；二是后天的，即戎马倥偬中的“马背诗人”更便于推敲凝练精短易记的格律诗，而难于抒写形式散漫、不拘平仄押韵的自由诗。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第二次对诗歌公开发表意见是在1957年，他给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过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导古体诗词云云。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是他的表层意思，而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他自己亲口对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给臧的信，笔者注)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见《毛泽东与梅白谈诗》，载《文摘周报》1987年3月26日)。大家知道，给臧克家写这封信，起因是《诗刊》要一次集中发表15首毛泽东诗词(具体是《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七律·和柳亚子》《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应该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毛泽东创作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地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此后还有两次分别是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发表词6首，以及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总出版的37首作品的《毛主席诗词》)，而且这15首作品中除了“和柳亚子”的两首略逊之外，基本上都堪称是毛诗中的上品。而且这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他的诗作影响也口碑日隆，一个大诗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为一种风尚。但恰是这一点又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忧患于此，毛泽东才专门给臧克家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在内心深处，正如他亲口对梅白所说，“一万年也打不倒！”这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强大自信，同时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准的清醒定位，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坚定而真实的诗歌理念，也是支撑他一辈子笔耕不辍直至八十高龄还反复修改诗作的文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