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得与失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院研究员。

原文出处:
学术界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离不开毛泽东的哲学,而毛泽东的哲学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总结毛泽东在哲学上的这些得与失,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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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离不开毛泽东的哲学,而毛泽东的哲学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哲学著作多是批判性、论战性的文章以及哲学笔记和提纲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主要发挥了“批判武器”和理论分析的功能,它们要么受批判对象论域的限制,要么为所论证的学科和论点服务,所述命题、范畴多停留在概念层次,向人们提供的仍然是经典性的原则和理义。相比之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赋予了毛泽东新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他不但要拿起“批判的武器”,而且还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从事“武器的批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哲学独有的思维特征和个性化色彩,其中的得与失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一、用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确立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所谓“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基于实践的主体认识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和世界观的主体性转化。毛泽东认为,实践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理论不从实际出发、不与实际结合,就不可能造成对社会现状的有效变革。他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没有解决好“知、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皆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怎样实践、知和行如何在实践中统一?以及实践的若干环节如何联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这一任务是由毛泽东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完成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时的意旨所归。“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命题本身就是反教条主义的,但它似乎完全排斥了在一定条件下从理论出发弄清事实、指导实际的必要性。早在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两篇文章中就反复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一再把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比喻为“矢与的”的关系,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②毛泽东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实事求是”来说明这种关系。他把“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基于辩证唯物论思想原则上的方法论加以运用,但这种方法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造的,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实用理性精神中所固有的,毛泽东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儒家的“实用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践观。

      毛泽东认为,他运用实践范畴较圆满地解决了西方哲学史中长期存在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中国哲学史中长期存在的“实学”与“玄学”之争的难题。如,他在讲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原理时提出了任何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都起源于直接经验的见解:“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③“唯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否定经验的实在性,在于“颠倒了事实”。但是,人的认识如果只停留在经验阶段,认为一切理性知识都是靠不住的,那就重蹈了“经验论”的覆辙。“认识开始于经验”是认识的一个基本点,经验“必须跃进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逻辑归宿,毛泽东认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辩证法。在“玄学”盛行、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下,以“实学”拒斥“玄学”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并不是一切“玄学”都应该拒斥,正确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真理,对于事业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尽管毛泽东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实践论》的整个致思趋向是以“实”拒“虚”的,这是为当时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党内斗争服务的。然而,如果我们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大脉络中来看,毛泽东以“实”拒“虚”的认识论明显继承了明清以来中国哲学中的“实学”传统。毛泽东自青少年学生时代就深受“实学”思潮的熏染,这与他所受业的湘学背景有关。湘学源于宋代的朱熹、张轼等人,实际的开创者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王夫之曾痛思“明统之坠”,哀其“世教早衰”,深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疾虚而返实”,即拒斥玄虚之学,而返归经世致用的先儒之实学。所谓“实学”,概括说来就是“实事求是”四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徐特立曾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于学校的大门口,作为校训和座右铭,这在当时师生的印象中可谓刻骨铭心;杨昌济则告诫学生:“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④毛泽东是当时船山学社的骨干成员,对王夫之思想素有深究,直到延安时期《船山遗书》还常置案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明确表示推崇顾炎武、颜元、李塨这些明清实学大师的学说,他在听杨昌济的课时曾写下万言的《讲堂录》,其中说为学之道不可“闭门求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⑤这分明受到了顾炎武“博学于文”和“学从民间”的影响。顾、王、颜、李学派本来就是联呵一气的清初实学流派的四大劲旅,毛泽东推崇王夫之自然会推崇顾、王、颜、李,有人回忆说:“毛慕颜习斋之为学,主实行。”⑥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言士要转移两义,曰厚,曰实”,“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与颜元对“实”的理解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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