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2)01-0048-08 在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根红线贯穿其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一以贯之的，并且是越来越强化的。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发现，毛泽东在处理具体的人和事中，有时前后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如何解释这些“出尔反尔”的现象呢？有人把它归结为个人政治品质问题。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不是实事求是的。下面，让我们分析若干“出尔反尔”现象，看看可以从中得出哪些认识？ 1.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有一个明确的新观点，即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刘少奇代表党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后来又被写进了“决议”中。可是事隔一年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提出了批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和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 是谁的“不对”呢？毛泽东那时没有明说。“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说，这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塞进去的“私货”，用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说法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一个党的副主席可以背着党的主席把自己的“私货”塞到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去，这真是海外奇谈。事实上，“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都是经毛泽东过目、同意了的，是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观点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的观点。毛泽东当时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事实。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到：“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2]可见，当时他是赞同刘少奇的观点的。毛泽东后来很快就改变了这个观点，这也是事实，这是毛泽东自己观点的变化。何以会有这种绝然相反的变化？主要原因是1957年春季的反右派斗争(同时还有波匈事件)，使他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去年(1956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3]据查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二月份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的讲话稿中还没有“阶级斗争”那一段，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其中一个重要补充就是这一段：“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段补充，强调了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很明显，是以反右派斗争作为背景来概括的。但我们注意到，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否定1956年“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再过几个月到了1957年10月，毛泽东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批评了1956年“八大”决议的提法是“不对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的否定是错误的，他的观点的这一变化成为他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和理论前提。 2.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总结工作，纠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并不是要反右的；但是，会议经过神仙会阶段，彭德怀向毛泽东投了一份要求反“左”的“意见书”，毛泽东就改变初衷，把矛头指向反“左”的彭、张、黄、周，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大运动。如何理解毛泽东这次的“矛头转向”？ 应该承认，庐山会议前和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是准备纠正“左”的，但他要纠正的是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要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他就不答应了。这里关键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实际上，“三面红旗”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毛泽东始终把它们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他看来，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这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水岭。因此，毛泽东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他不会从指导思想上承认“左”了，不会从根本上来纠正“左”的错误的。彭德怀等人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否定“三面红旗”，因此，他要采取断然措施，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保卫“三面红旗”。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生活中暴露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发觉还是比较早的，同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加以纠正。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毛泽东一方面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他又比较注意纠正“左”的偏向。这不是矛盾吗？这是矛盾的，但这是事实。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错误只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执行中的问题，这不仅在实际工作中纠“左”不可能彻底，而且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三面红旗”，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左”。既然毛泽东是努力纠正“左”的，彭德怀的反“左”“意见”为什么会使毛泽东如此痛恨、势不两立呢？问题就在于彭德怀是要从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纠“左”，彭德怀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实际上动摇了“三面红旗”。他认为，总路线还有缺点，还不完善，人民公社办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须知，毛泽东是把“三面红旗”当做社会主义建设三大法宝的，是要向全世界作战的，怎容彭德怀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否定“三面红旗”呢？到了这关头，毛泽东自然不顾一切，要奋力反击过去。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主要是从路线上考虑问题的。当然这次的考虑把是非搞颠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