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2-0005-05 “冲击－反应论”曾经是西方学术界分析中国国情以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主流性观点。一般认为20世纪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但如果追根溯源即可发现，该观点是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由马克思发展、费正清等人集成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可以说是“冲击－反应”论的一个中间环节。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就明显受到马克思的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影响。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得出了自己的革命论，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因此，考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渊源关系，对我们认识毛泽东的国情观和革命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冲击－反应”论的来龙去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分别出现了前者从先行到落后和后者由后来而居上的巨大变化。在西方引领时代大潮背景下，一些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开始运用他们的思想利器——自由价值观，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重新剖析过去被理想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停滞论”即是这种重新认识的产物。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无法向工商业转移，社会没有向平等、自由转变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而欧洲近代“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1](P371)。稍后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则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批评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因此，“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停滞不前”[2](PP87-95)。其后，黑格尔又从“家长制”压制个人自由的角度深化了这种观点，由于个人没有任何主观自由，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他还天才地预见到“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3](P123)。此后，约翰·密尔在其《论自由》中又高度强调了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欧洲人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个性，“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4](P77)。不管是黑格尔所说的能促发中国“生动活泼的进步”的“若干因素”，还是密尔所说的“有所改进必定要依靠外国人”，均表明他们认为古老的中国需要异质文化的触动才能改变自身，这可以看作西方学者从“中华停滞论”到“冲击－反应论”的一个过渡。 应该承认，马克思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辈们的影响，但马克思又比他们更为高瞻远瞩，因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通过其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来展开的。由于学术界对此已有许多研究，我们这里只勾勒出几个基本环节：第一，联系与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西方近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民族联系交往的扩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P35)。不仅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P35)。而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P541)。第二，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一体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由于生产结构的简单性、社会的封闭性与视野的狭隘性，印度人“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_[5](P688)。在中国，尽管它历史悠久，但几千年来却呈现出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7](P114)。第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必然带来西方的冲击，促进东方社会的瓦解。他甚至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持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6](P609)。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冲击”、“反应”的字眼，但他的论述已清楚地表明，亚洲的社会变革及传统中国的解体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的。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国的核心是由独裁主义构成的。造成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在传统以内变”的历史观。对此，费正清提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即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8](P182)直到19世纪，“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它表现为“民族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社会文明的要素”[9](P124)。随后，列文森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然而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10](P42)。他反驳那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儒教继承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社会变革，“但是变革的根源则深植于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10](P144)，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冲击－反应”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