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及其意义的历史检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俊忠,(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副校长。 郭予填(1984—),男,(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方向博士生。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曾经在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个体制虽然伴随着中国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但它也无法避免地抑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借助苏联批评斯大林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发起了对受到苏联模式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提出和广泛地论述了以“虚君共和”为思路,建构中国的纵向权力配置的思想。毛泽东分别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推进关于“虚君共和”的实践。虽然,两次实践都有着非常浓重的悲剧色彩,但两次实践却塑造了中国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并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思想与经验,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资源。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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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6-0045-10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建立起一个类似于苏联的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尽管有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功相伴随,但始终不能令毛泽东满意。借助苏联批评斯大林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氛围,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自觉地反思这一体制的弊端,并就如何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问题,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虚君共和”就是他提出来替代既有的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他认定这一方案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以及企业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发展活力长久地保持。毛泽东还先后于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发起了实施“虚君共和”的改革实践。当然,这两次改革的实践都具有难以抹去的浓重悲剧色彩。但是,以这种悲剧的发生而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改革实践的意义,以及支配这种实践的思想的价值,至少是对于凝重的历史缺乏应有的慎重态度的表现。其实,毛泽东对于“虚君共和”问题的思考以及他所发起的改革实践,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刻见解的。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把握毛泽东对于问题的思考,可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意义的理解。

      一

      “虚君共和”思想的提出,开始于毛泽东对于苏联体制和受苏联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过于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反思。

      苏联体制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管理体制,其重要的弊病之一就是在纵向权力配置上,采取了自上而下的中央高度集权。这种体制有利于进行社会动员以及有效地集中和调动资源,但也会抑制甚至扼杀地方的积极性,容易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对此毛泽东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纵向权力结构,也确立起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究其原因,过度地借鉴苏联模式,甚至教条主义式地照抄苏联某些做法,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后来毛泽东在反思这种状况时指出,“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

      随着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结合新中国的实践,开始系统地思考如何重构新中国的纵向权力结构的问题。这种努力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该报告以专门的篇幅,集中讨论中央与地方的应有关系问题。

      首先,他认为,从国情的实际与发展看,中国在政府权力结构上,必须在重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注重向地方放权和扩权。他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①这实际上奠定了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基本政治倾向。

      其次,毛泽东力图赋予地方抵制来自中央部委的各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权力。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作干预过多过于直接,已经造成了地方的很大压力。“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报表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②毛泽东明确反对中央部门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强调中央各部门要具有“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他认为:“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③为了遏制命令主义泛滥,毛泽东甚至主张赋予地方尤其各省级政府制止来自中央的不合实际命令的权力。他多次强调:“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④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横行,实际上是体制上的原因所必然导致的,毛泽东的这种强调,充分反映出他对于当时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体制格局的不满和决意推行改革的意向。

      再次,毛泽东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经验的重大任务。鉴于中国中央政府集权过多的体制主要来自于苏联的影响,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指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⑤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上,要善于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合理内容的重要思想。这在当时全党整体思想仍然没有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条件下,应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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