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5－0046－10 本文从讲述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开始，涵盖了他漫长人生的前半生。在本文所涵盖的时期结束时，毛泽东成为了党的余部的领导人，这时党刚刚从第二次几近灭绝的大围剿中幸存下来，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和中国西北的人民群众，乃至应对来自日本的新威胁。因此，只有作为毛泽东后期生涯的序幕时，“早期毛泽东”看起来才有吸引力——这个时期，他正等待时机登上历史舞台。 然而，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的成功领导并非由偶然性或者深层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是在1937年打下的。虽然1937年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农村阶级斗争，而是抗日战争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但是农村革命再次成为1945年至1949年与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本文的任务在于分析从最初接触和介入（通过以谋生存为驱动力而发动的农村革命）处于全面混乱状态的20世纪初的中国，到长征后重塑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的政治角色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尽管1937年局势危急，但当毛泽东在延安面对着全新的局面时，他充满着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其早期经验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试图维护旧的秩序，而是尝试创建新秩序，而且他陶醉于隐含在革命事业中的风险、机遇和荣誉。 很自然地，他具有激进的政治观点，但是他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孤独者。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更加重视实践。而且，即使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最终的政治力量是动员民众支持。务实性和民粹主义使他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入党，但在1927年，他所推动的农村动员使他处于被党边缘化的境地。然而，在1927－1930年党遭遇失败和被清洗之后，为了在农村生存下去，经过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党）终于产生了一个农村革命的方案。1934年，长征结束了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最初实验，并确立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的地位。1936－1937年，他不得不将自己对农村革命的经验教训，重新形成为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总路线。 虽然对于毛泽东来说，理论和实践从来没有分开，但是他的思想的发展却是本文所涉时期最重要的主线。我将追溯毛泽东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以及他的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束于他在1937年所作的反思和概括，而不是将这个时期作为他后来的活动的根源。主要资料来自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主编的《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一书中前六卷收集的毛泽东的著作，因为这些不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反映了他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看法。不过，正如你将看到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毛泽东成长历程中的主要特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1893年。他在中国急需复兴的时期形成其思想意识。旧思想已逝去，新思想正待形成，青年承载着中国所有可能的未来。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这并不是一个借助发掘过去而重振当前的漫长过程。相反，这个时期所面对的是全面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传统中国在西方优势力量的冲击下所发生的崩溃。那个时代的困惑和混乱，恰如那一代人的使命感和自由感一样，共同造就了毛泽东。 （时间上）被压缩了的思想的现代化造成了三个基本的思想冲突。第一，全盘否定中国的过去与坚持中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人格的全盘的自我否定相伴的是，对于改造自我和国家的强烈吁求。① 中国是软弱和落后的，因此，一切都必须从自我改造或者消亡中选择。第二，作为榜样的西方形象与作为威胁的西方之间的矛盾。“赛先生”和“德先生”使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耻辱成为可能。② 现代西方五百年来的历史和思想一下子呈现在毛泽东他们这一代人面前，从莎士比亚到卢梭再到斯宾塞，浓缩为一种充满着惊奇和钦佩的极为强烈的体验。然而，最切近的（体验）却是由于中国遭受侮辱而激起的愤怒。早在1905年，在毛泽东家乡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就有学生示威游行反对美国限制中国人移民和拥有财产权。③ 第三，中国新青年摆脱了特殊主义和习惯的羁绊，但个人的完全自由是与巨大的普遍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社区成员的意识依然保留了下来，尽管其传统的内容被消除了。得到赞赏的是个人而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由于中国的形势处于全面的危机，可以说新青年获得了解放，但没有被赋予权力。 个人经历以及（时代的）背景塑造了毛泽东。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对他的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早期有重大影响的时刻，并不是产生于对抽象的或者是民族的关切的间接介入，而是源自他个人的切身经历。④ 可以肯定的是，其他的传记作者已指出，毛泽东美化他的革命出身，并忽视他的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在那个时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⑤ 毛泽东的自述，从10岁那年与父亲发生冲突开始讲起。由于他母亲怀孕，他从2岁到8岁被送到邻县四世同堂的外祖母家抚养。⑥ 很可能是这个早期的离家经历，以及母亲的同情心（的影响），使他在面对自己的父亲时形成一种自我的意识，也使得家庭内的反抗成为可能。也许，它还造就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的充满冒险精神的自信。 显然，出身于农村使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南国风格，并显著地贯穿于他的一生。⑦ 毛泽东的乡土气并非后来的做作。从斯诺的描写中明显能看出毛泽东是非常质朴的：在1936年条件很艰苦的保安，当时他仍然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⑧ 但是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很容易从毛泽东的粗野的农民形象跳到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他是，或者想要成为一个把眼光投向现代性的乡巴佬。正如萧延中所说，毛泽东的背景更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为“农家”，而不是“农民”。⑨ 在西方，承载资产阶级文化的“城镇”一定是城市，相比之下，在传统的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文化界限并没有被如此精细地划定。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与在城市里本来应该接受的一样，如果他有幸接受城市的教育的话。农村与城市的主要文化鸿沟出现在20世纪，随着城市成为新鲜事物和世界主义的中心而产生。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有冒险精神和叛逆的孩子是自然不愿意做一个这种令人兴奋的事物的旁观者，所以他在1910年搬到县城湘乡，1911年17岁时来到了长沙。虽然他在1925年曾告病返乡，但是直到1927年被蒋介石逼回农村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再搬回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