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1）06－0023－08 在刚刚过去的这段狂暴的岁月，许多研究当代中国相关问题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挑战，对是否支持“中国革命”表态，而且他们还被要求立刻放弃虚伪的“客观”姿态。当然，这一挑战反映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观念的总体攻击。 我感到，在这一攻击面前，所谓“社会科学”对客观性的某些看法确实暴露了其脆弱性。不过，在学术界，至今仍然有人继续深信，他们探讨人们的经验，心灵是一块无预设的白板②。当他们采用所谓“假定模型”时，他们总是要我们相信选择这个模型与他们心中早已持有的一些预设和总视角（general perspectives）无关。但是，这类模型从来就不是从无限的可能性中随机选择的：它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似乎可以出研究成果，而一般说它们之所以似乎可以出成果是因为它们符合于这些人早就持有的对于整个世界究竟是如何凑在一起而不坠的看法③。凡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在探讨像当代中国这样一片浩如烟海的经验时，其心灵只是一张洛克式的白纸（black sheet）④。他们会把自己积累的视角带入工作中，无论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而这些视角当然不都是直接和严格地从基于准确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的证据中取得的，而是从各种各样的来源，包括整个人生的经验中取得的。本文无法投身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关于人生观如何发生的诸多理论的无底深渊中进行探索，简单地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持有这类先有的预设、视角和思想导向（orientations）⑤。事实上，只要思想发生，这些就必须存在。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上述各点中任何一点都不排除追求某种意义上的客观性或企求韦伯式会意的理解（verstehen in the weberian sense）⑥。确实存在着某些准则可以决定那些基于经验的证据是否站得住脚，这些准则还可以作为规范被持有极不相同的预设和视角的人所接受。据此，我们势必接受下面的原则：预设可能被以经验为依据的证据所削弱或大幅度地修订；而且一些与自己预设相反的基于经验的证据也必须得到说明和交待。我们仍然可以企望能够考虑到与我们研究的课题有关的所有资料，可以企望针对同一课题的各种相反观点都得到精确的理解。我们还可以企望能够理解和我们自己很不相同的各种思想导向和人生观。 因此，并非不断地直接参照研究者个人的预设假定和“价值判断”的那一类解释性著述还是应该肯定的。敏锐的读者或许能辨明作者的观点和价值判断与他处置手头的某个特定的课题的方式的相互作用。既已认识到这些预设这一事实绝不会使分析无效。最终，读者必须判断作者的预设是导向了还是阻碍了富有意义的理解。一般而言，涉及研究者正在探讨的经验，直截了当的分析要比不断推敲自己的“价值判断”更有意义。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与自己的（价值）判断作直接对比成为理性的自我净化（intellectual self－clarification）。 我不打算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对名为“中国革命”的这一浩如烟海、尚未完成的人类经验作任何总括性的判断，因为我全然不信，这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可以简单地加以肯定或者否定。我们要研究的是中国大陆近20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许多变化和转变，经历了许多领导上的危机和大变动。有时，领导自身就已严厉地批判了先前的政策路线，尽管这些路线已经获得了国外一些人的无限支持，这些人相信这场“革命”一定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避免地获得了全体的支持。因此，很有可能，（人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许多领域取得的不可否认的成就，而不必完全忠于“中国革命”，特别是不必接受所有关于作为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的毛泽东的主张。 我打算讨论的不是中国革命，而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主题，尤其是这些主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展。虽然这些主题脱胎于毛泽东早先的想法，但是在“文革”中，这些主题有了极端化的形式。 在本文中，我不讨论毛泽东是否是“独创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这个问题。如果他没有掌握权力，很可能鲜有人对他的形而上的或者道德政治哲学感兴趣。但是，掌权者有能力试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一事实就使得人们对他们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些观点本身所关涉的问题不仅对于中国是重要的，也许对我们都很重要。有一种教条说法：不同文化与不同“发展阶段”将阻碍任何思想之间的关联，也阻碍了共同的世界中的问题之间的任何关联。西方的毛泽东崇拜者们，不管他们有何种局限，他们的出色表现挑战着上述说法。 有一个问题：即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愿景是否仅仅与中国当下的形势相关（或者，一般而言，是与“欠发达社会”的形势相关），还是提出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进一步划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愿景的辩护者和质疑者。在这些人当中，可以分辨出可称作“现实主义者”的人以及称作真正的信徒（disciples）的人。真正的信徒相信毛泽东所有的话都如所说的那样来理解；持现实观念的人相信毛主义的信条有对公众宣称的和圈内人知道的两个方面。在后者看来，毛泽东，正如所有的明智的领袖一样，主要兴趣在于“现代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西方相同。他在根本上是经济发展的理论家。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必须依靠密集的劳动力，因此他诉诸无私、简朴以及无限度的自我牺牲，即“道德激励”——作为发动大众的唯一途径。作为一个彻底的社会工程师，毛泽东深知这种牺牲和集体主义的道德是暂时的、作为手段的道德，现代化将最终将导向一个以消费的愉悦和对地位的追求为主要人生目标的社会；但是他是以现实（hard－headed）的发展战略家的思路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自觉地创造他自己的新教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