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最终放弃陈见，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密友，有些人甚至成长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邹韬奋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邹韬奋基本上保持超然党外的态度。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他没有任何党派背景，自称“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往独来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团体的牵掣，尽心竭力”地去办《生活周刊》；《生活周刊》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站在“正义”和“大众”的立场上，不为任何党派“培植势力”〔1〕。 但是，邹韬奋并不回避党派问题。在他看来，“政党并不是绝对的坏东西，倘若一党的党纲及事业，的确是为国为民，便是一个好政党”〔2〕。他宣称“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 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了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3〕。 邹韬奋从改良社会的角度出发，对取得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寄予较高的期望，并与之保持比较积极的合作态度。他支持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北伐”，拥护国家的“统一”，赞同“裁兵”和“财政统一”，欢迎“训政约法”，并“尽我所有”地提出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抵御外侮的建议。然而，内战、政争、贪污、腐化、怯外等现象严重败坏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形象。邹韬奋在现实中看不到乐观的景象，只好“姑作未来的乐观”〔4〕， 对于国民党根本上就没有产生过要加入其中的冲动。 邹韬奋对共产党的了解起初多来源于国民党报刊或道听途说，因此不免片面、错误。1930年5月，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 对被红军打死的国民党的江西省南丰县县长吴兆丰称颂备至，认为吴氏为“保境安民而能奋不顾身，死而后已”，这种“只知有群众幸福而不知有一己私利之精神”，实“值得国人之讴歌悼惜”。显然，在邹韬奋的眼里，共产党还是一个被误解的政党。 二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对党派的观察、思考和取舍全以在事实上能否救此垂亡的中国为转移。他认定“凡能在事实上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都是我们国民所要拥护的人物或集团”，否则“虽是架子十足，宣言堂皇，在我们国民看来，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5〕 国民党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对外尽量地不抵抗，对内尽量地打内战。东北的迅速沦陷，上海抗战因“后援不继”而失败，热河在有声有色的大逃跑中被敌轻取，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实深深刺痛着邹韬奋的心。他深刻地认识到“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6 〕国民党在事实上救不了中国，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予以无情的谴责和大胆的警告，蒋介石、何应钦、汤玉麟等所谓“领袖”人物均被邹韬奋指斥为民族罪人。 邹韬奋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态度已趋缓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周刊》虽还有少量的“剿匪”报道，但更多地是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1932年1月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信箱栏答复读者时指出：共产党问题“其根本解决在从政治上迅速积极解决大多数劳苦农工民众，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枪炮所能解决，只有从速解决一般平民的民生问题，则不解决而解决”。同日同期《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政治上的出路》（作者系邹韬奋的好友及同事毕云程），认为“中国兵匪之所以多，完全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良好农民虽终岁勤劳，仍不容易得到生活上的需要，以致为饥寒所迫而投身于非兵即匪之一途”，“兵匪”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予以解决才能根本解决。 从敌寇不怕官军只怕民军（东北义勇军）的事实中，从踊跃捐输支援马占山抗敌和十九路军作战的热烈场景中，邹韬奋深感民众力量的伟大。但他又知道这种力量只能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深信中国要得救，要走上轨道，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起这个使命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的集团，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负得起这个重大的使命。”〔7〕他虽觉得国民党靠不住了，但对共产党又了解不多。 他不知道所向往的“集团”在哪里，“现在我们所焦急的，也可以说犹成问题的，是要团结民众力量以从事整个民族的抵抗，什么集团在事实上能把这个重大的领导使命肩负起来？”〔8 〕他不止一次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询问。直到1933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之前， 邹韬奋都没有找到所向往的“集团”，因此不能说“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立即就跟共产党走了。 邹韬奋曾得到鲁迅和胡愈之这两位思想进步并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人士的大力帮助。 邹韬奋早就景仰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与鲁迅一同被推为中央执委，彼此间有了更多的接触。鲁迅关心邹韬奋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从1933年开始，生活书店陆续出版发行的《文学》、《太白》、《世界文库》和《译文》等文学杂志，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上述杂志合计发表鲁迅的著译达78篇之多。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小约翰》、《錶》等书都是交由生活书店出版的。1933年5月， 鲁迅得知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已经完稿，主动提供20多幅高尔基的画像和漫画。鲁迅的“战而不屈”的凛然正气给邹韬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6年10月，鲁迅逝世，邹韬奋在公祭大会上发表最简短也是最有力的演说：“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9〕随后，连续发表文章称颂鲁迅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10〕鲁迅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启蒙大师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道路，无疑给邹韬奋以很深的启发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