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陈独秀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资产阶级。它不仅在诸多学者的论著中广泛出现，并且也被写进了诸如《辞海》、《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权威性工具书。其实，这是对二次革命论有关思想的严重误解；也由此影响到对二次革命论的准确把握。笔者就此进行论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及同仁。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二次革命论形成等问题的多种不同的见解，为论证方便，不致产生误解，笔者有必要首先提出对二次革命论的基本看法：笔者不赞成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6年下半年的观点（本文暂不作论证），而是同意其在1923年已经基本形成的看法。它包括下面三个基本内容：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二、民主革命的开展乃至成功，离不开以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三、民主革命的结果，“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1〕毫无疑问，陈独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中共早期有代表性的革命思想体系。“四大”以前，它在中共党内居于统治地位；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主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错误部分尚未体现为危害）。“四大”以后，二次革命论已被以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思想〔2〕基本扬弃； 它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也被后者取代。它的一些具体思想（特别是联合战线思想），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融于民族革命思想体系，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含义。本文论述的二次革命论在时间界定上，是指“四大”之前。对二次革命论的一些具体思想在“四大”后的演化与作用，本文暂不作详细论证。 考察有关论著，那种认为陈独秀规定资产阶级拥有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1 ）认为陈独秀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作用即为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3 〕部分学者甚至引用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一段话（“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来证明资产阶级的“统率”地位，并将此视为二次革命论的所谓“公式”。〔4〕（2）认为陈独秀（中央）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而国民党又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这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5〕（3）认为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等于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资产阶级。〔6〕上述观点都是大可商榷的。 一、对资产阶级力量与作用的夸大，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陈独秀本人从未在任何文章中（包括同时期的中共中央的决议及文件），将领导权规定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并未用“统率”二字来表明资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他们忽略了“国民党”这个主语，并由此导致了面目全非的结论。〔7〕对此无需赘语。 这一时期陈独秀的阶级分析，常常表现出种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资产阶级既肯定它力量的“集中”、“雄厚”，又指出它“懦弱”；对无产阶级，一方面指出它“幼稚”，另一方面又提出它是革命的“急先锋”，居于“督战”的地位。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既认为它“松散”、“保守”，又指出在数量上它是革命“伟大的势力”。于是学术界对此便也有否定、肯定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陈独秀的阶级分析本身是不矛盾的，“四大”前的变化也是微小的。 考察陈氏阶级分析，可以发现：它与陈独秀下面的三个思想认识密切相关。第一，他认为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没有明显的分化，呈“一体幼稚”的状态。就资产阶级而言，因其不同的革命态度，也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及不革命的三个部分〔8〕；其中， 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仅“幼稚”而且“懦弱”，易于妥协，不能独立完成本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极不发达，故而缺乏自己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没有自己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9〕。 但是中国社会又必需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这样一来，各革命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使革命早日成功。第二，陈独秀认定什么性质的革命就应该由那个性质的阶级作阶级基础，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改变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10〕。这个认识不仅影响着陈独秀进行阶级分析，而且对他形成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体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因此才对资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另眼看待，用他的话说就是：“国民革命，自然带着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性质；在此时代中，自然需要资产阶级有点力量，更需要资产阶级有些革命分子。”〔11〕他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夸大（“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12〕），也缘于此。第三，他认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有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有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13〕。正因如此，陈独秀在承认资产阶级的革命基础地位的同时，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个阶级在革命进行中极容易妥协的认识；并大声呼吁国民党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才能将革命引向成功。同时，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持较为低调的认识，并没有否定其彻底的革命性。恰恰相反，陈独秀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往往是“急进的先锋”，并在“四大”前夕将无产阶级规定为国民革命的“督战者”〔14〕。作为一个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型领导人，陈独秀在党内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然盛起之时，使用“督战”而不是“领导”这个词汇，的确“不是随意的，而是刻意的”〔15〕。其用意在于指出无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使命就是监督、督促易于妥协的资产阶级将革命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