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胡适研究会主办的首届“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6月20日至24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包括台湾）以及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汇集了一批在各学科领域胡适研究的老、中、青学者，围绕着“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这一主题，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讨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作用及其贡献。研讨会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既对近年来胡适研究的情况、成绩、进展作了回顾和分析，又集中展示和交流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着重在以下四方面进行了热烈地研讨。 一、研究胡适、评价胡适、超越胡适的良好学术风气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活动，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身影，他面对社会转型、文化冲突所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见解，曾在其生前死后引起过许多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极为激烈的政治争论。这种情况，为胡适研究平添了诸多难处。但是，要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就无法回避胡适问题。与会学者，能以平允、开放的心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辩证分析的方法，对胡适思想应该肯定什么，吸取什么，扬弃什么，否定什么，都有适度把握和冷峻的分析。这表明，单纯的“批判胡适”已成过去，一味地为胡适“翻案”亦无必要，科学地研究胡适，合理地评价胡适的学术风气真正形成了。 晚年胡适的私淑弟子、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教授联系多年研究心得，提出其个人治胡适学的态度是批判、承继、修正和发扬。唐教授认为，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宣传自由思想，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三项主要贡献。而这三项贡献，也各有其局限和不足。唐教授强调，克服这种局限和不足，就可以通过研究胡适达到超越胡适的目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著名学者徐中玉和王元化教授也分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肯定胡适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性贡献的同时，强调应把胡适放到历史的环境中，实事求是地作价值定位。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耿云志教授则认为对胡适研究重要的是还胡适的历史本来面目。他以《胡适与〈新青年〉》为题，引用翔实的史料，全面分析了胡适与新青年派的关系，澄清了不少曾为人们误解或模糊不清的事实和问题。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与转化，“基本上是尊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同尊信自由主义的人之间的分裂”，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扩展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分裂的必然性和进步意见。这就从超越胡适的高度来研究胡适，体现了研究胡适应有的科学态度和时代意识。 二、胡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讨会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许多学者不再局限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等特定的文化环境来研究胡适，而是广泛联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转型、新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来反观胡适，力图从揭示胡适对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个时代中心课题的体察入手，分析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活动和学术贡献。这就从更高的起点和更广的视野探讨胡适和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从而为合理评价胡适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姜义华教授提出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形成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有一个结构性变革的长期过渡，形成了三大文化板块：几度变了型的政治的、权力型文化；有一定独立性的近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胡适“在建立近代知识分子独立的精英文化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通过白话文的提倡，胡适“不仅打破了政治权力对文化的垄断，而且推动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同民间文化的接近”，据此，肯定胡适对“整合这三大文化板块”作出了贡献。但姜义华教授同时主张，应对胡适有时“如同唐·吉诃德式的冒险，有时又不免随波逐流的倾向”，予以了批评”。韩国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主张用构造性方法来探讨和追寻胡适思想的一贯性及其原因，认为这就不能仅限于特定的具体环境和背景，而要联系从“五四”到50年代的整个中国新文化的进程加以考察，这和姜义华教授的观点形成了互补性呼应。复旦大学的章清主要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重建”的关系上，“分析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胡适多次表白“不谈政治”，其实只是种韬略，“重要的是胡适将其角色定位于为中国政治奠定革新的基础”，章清还以“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的合流”立论，具体考察了胡适“以科学方法作为文化重建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意识形态立场对古代文化资源的化约”；同时也分析了胡适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化重建之间的紧张及其原因，从一个新的角度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定位寻找依据。华东师范大学的施炎平副教授，联系近代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道德革命的背景，考察了胡适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提出胡适是以自由主义精神为指导，在实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炼出以演化论、工具论、相对论为特征的道德概念，对近代中国的道德革命作了自己的诠释和限定，确立他对新旧道德冲突的基本态度和主张。认为胡适力图把“五四”道德革命纳入他道德改良、道德重建的轨道，进而阐发了一个“新人生观”，即他的“新宗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是有两重价值的，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