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才摘译 邓小平是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到1994年8月22日，他已年满90周岁了。他比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至1976年9月9日）年轻10岁，比周恩来（1898年3月5日至1976年1月8日）年轻6岁。 邓小平自己曾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他又说：“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 我是四十五岁， 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还回忆说：“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时，是五十二岁，‘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是七十二岁。一九七七年的十一大时是七十三岁。”他认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73岁以后至今的十多年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头号人物领导着中国政治。 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用主要精力抓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他提拔胡耀邦（1915至1989年）和赵紫阳（1919年生）担任党的总书记，自己保留着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不想登上头号人物的宝座（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因为他明确地认识到，领导班子事实上的“终身制”和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以及培养接班人上的欠缺，是一党执政体制的最大弱点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 日）这篇讲话里，充满了邓小平的超人智慧。 假如把邓小平推动中国政治前进的时期称作“邓小平时代”的话，那么对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该如何评价才好？是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是作为“终于挽回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的铁腕人物”呢？ 前者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评价，后者的评价变得更有力。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是邓小平巧妙地重新振兴了中国经济。看来邓小平的声望将会越来越高。 1991年夏，世界潮流发生了变化。在前苏联，保守派发动了政变，但却以“三日天下”而告终。年末，前苏联解体。其后，政治经济上的混乱日益加深。如果从前苏联的万恶之源是一党独裁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话，似乎可以说只要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会顺利发展。然而，实际情况是：无条件的民主化，势必导致混乱。 与此相反，中国自1992年以来连续三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人们对这种发展势头抱有好感，直接投资不断涌向中国，起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 从开始实行开放政策的1979年到1991年， 中国接受直接投资额523亿美元（以合同为依据），而1992年一年，就达到580亿美元， 进而在1993年达1100亿美元。这恐怕是对邓小平路线的最有力的支持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对准民主化，而是转向经济即金钱上了。中国把引进外资的合资企业的活力和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作为两个杠杆，市场经济确实取得了进展。现在，中国这架大型喷气机，将依靠华南经济圈、上海经济圈、渤海经济圈这三个引擎起飞。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邓小平路线指引的历史方向 毛泽东从1935年开始，直到去世的1976年，在长达41年间一直身居共产党头号人物的地位（党的主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自1949年到1976年的26年间，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为了在条件差异很大的中国实践俄国革命的经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自下而上组织贫苦农民，终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这给那些因帝国主义势力而苦恼的第三世界的贫苦人民以很大影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斗争潮流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对殖民地解放斗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虽说如此，但是毛泽东的功绩主要局限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漂在半空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了。 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把陷入观念论的毛泽东思想脱胎换骨，使它回到现实中来。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是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他学习台湾和韩国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构想。为了把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实力吸收进来（最终实现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把殖民地香港和资本主义台湾拉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智慧。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之所以十分折衷，是为了能在现实的政治中优先实现。在务实家和实干家邓小平身上，没有一点儿“理论信仰”的味道。这是邓小平的真面目。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路线指引的历史方向是很明确的。 第一，正确地把握了七十年代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东南亚各国联盟的“三只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高速发展的意义。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大平正芳展开了翻两番的讨论，于是中国方面提出了翻两番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邓小平路线的起点。 第二，预感到战后世界的冷战结构即将结束，修正了毛泽东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他正确地认识到世界的潮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今后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于是，在1985年把人民解放军从400万削减到3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