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在发动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1957年以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逐步升级的结果。关于这一“左”倾观点升级变化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乔木同志也作过论述，〔1 〕这里不打算再重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左”倾观点到发表“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所谓大字报时，是更加升级、达到高峰了。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说法，当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变了质，变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许多党的领导权被篡夺，社会主义国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的党内国内的斗争竟然被说成有如此严重的性质，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可见“文革”发动时把事情歪曲、颠倒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已经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2〕。因为说扩大化使人容易理解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象确实存在，只是在数量上把它扩大了。实际上当时说的这种斗争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把它说成阶级斗争完全是无中生有。“文革”从开始到最后，宣称要打倒的敌人一个也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所谓走资派。这怎么能称作阶级斗争扩大化呢？〔3 〕为了使概念准确，还是应当把这种错误称作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乔木同志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在一段话旁边写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4 〕他在有关的叙述中加上“无中生有”、“人为地制造”的词语，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定性是十分严谨、毫不含糊的。〔5〕 毛主席为什么会把形势估计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并不是象有的人说的，就是由于个人之间的恩怨、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不好说就是怕在百年之后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作秘密报告。对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有他的一些特别的想法，有他的执着追求〔6〕。 按乔木同志的说法，从八大以后，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要说得很清楚也不容易。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同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要实行供给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武昌会议上讲不断革命，批评斯大林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不注意过渡。以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社会主义时又发了一些带空想的议论。以后讲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个是利润挂帅，一个是物质刺激，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商品交换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性质或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他就是要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这几样东西。当然不是一下子取消，而是逐步限制以至取消。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取消。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 可以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代表他的有着“左”倾空想因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文件〔7〕。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是逐步发展的。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说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976年的中央4 号文件说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说法都比“文革”前讲的调子更高了〔8〕。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还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文革”时期这种“左”倾错误认识都是从前十年的错误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后来提出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说法，显然是与说明这种来由有关。 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乔木同志曾经想写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还是没有写。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写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有着空想内容的社会主义目标归纳为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9〕。 他是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设计“纯洁”的理想社会蓝图都算在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之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毛主席想要建构一种“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并且说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10〕。 乔木同志说，“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有时在党内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得不到中央的同意，他就想另外搞一个中心，老讲北京的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常到外地去。不愿同中央常委同志谈话、见面，不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没有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充分表达，又得不到多数赞成，但一直在他头脑里保留着和发展着。他认为实行这种想法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赞成他的想法的党的领导干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11〕。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话表达了他的这个意思，那段话说，“因为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