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国、共、美、苏四方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纵横捭阖与矛盾冲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至决定了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结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反对民主进步潮流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就其军事和政治战略而言其决策失误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 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长期处于张作霖父子统治之下，即使1928年底“易帜”之后，东北仍基本处于国民党实际统治之外。九一八之后，东北沦为日本占领区，国民党基本无法活动；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亦随日军统治日益严酷而趋于沉寂。 自抗战后期开始，国共两党都注意到了东北在战后政治天平上的重要性。国民党曾组织有关人员预拟了战后东北接收方案，但只是若干初步研究与评估。真正使国民党认识到东北问题紧迫性的，是1945年2 月美苏三国雅尔塔首脑会议就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达成的密约。3月间， 蒋介石首次得知苏联在密约中对东北提出若干重要权益要求，认为“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1〕。本来， 东北就一直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战前便有一些问题悬置未决，一旦苏联出兵东北，不仅对于中国国家主权会有影响，蒋介石更担心中共与苏联可能的合作危及其统治。 因此，在国民党决定其战后东北方针时，限制苏联的权益要求与遏制战后中共可能在东北的发展，是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前者属于外交范畴，后者则是内政问题，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平衡两者是非常困难的。着重于遏制中共，就需要对苏多作让步，从而损害国家主权，不利于国民党的公众形象；着重于维护主权，又会得罪苏联，从而可能对中共有利。两者处理不当的直接后果都是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威胁。 国民党的决策者是蒋介石。他注意到了美苏交易中斯大林对罗斯福的承诺，即“尽其力之所能，为促进蒋主席所领导的中国统一”〔2 〕。这一承诺似乎为蒋提供了化“不利”为“有利”的条件，即以苏联要求的东北权益为条件，换取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与对中共的约束。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人物商讨后作出的决策是，在对苏外交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要求苏联保证对中共“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3〕。 蒋介石作出上述决策，源于国民党由来已久的一个看法，即中共“与中苏关系为一个问题”〔4〕。因此， 国民党想在战后国共争夺中利用苏联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将中共问题作为中苏交涉的一部分去解决，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苏联全力支持国民党，一是苏联可以完全控制中共的行动。这两个条件显然都是不存在的。更何况苏联向来视中国东北为其后院，密约已表明了它对东北的企图，它能否允许美国背景甚浓的国民党独占东北是非常可怀疑的。令人不解的是，从现有资料看，国民党高层在讨论战后东北决策时，并未涉及上述问题。 从1945年7月到8月，中苏签约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多月。除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一度出现僵局外，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雅尔塔密约的框架下进行的。蒋介石当初的决策重心在于遏制中共，但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宋子文与外交部长王世杰担心外交让步太多会招致骂名，在谈判中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苏方争执中长路、大连港与旅顺基地的一些具体问题，使谈判方针倾向于外交层面，与当初决策有所偏离。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要求“派往东北之行政与经济人员之运输方法，务与苏联切实商定具体计划与步骤，予我以充分便利”〔5〕。 但既未见宋子文在谈判中提出这一问题，亦未见蒋的后续指示。后来在中苏条约附件“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双方只笼统规定，中方派代表在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指挥中国军队；收复区停止军事行动后，中国政府即负管理公务之全权〔6〕。 这一安排缺乏苏联协助国民党接收及其撤军程序的具体有效并有约束力的步骤。 1945年8月14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附件在莫斯科签字。苏联承诺其援助只给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当初希望通过中苏交涉“减少中共之猖獗”的决策似乎达到了目的。然而蒋介石早先已意识到，如果“我对苏所要求之答复为具体，而苏对我所要求之答复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败”〔7〕。结果正如蒋介石所预言， 国民党所失非常“具体”，而所得又非常“抽象”。 二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国民党的东北决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然而现实情况自始即越出了国民党设计的轨道，向着它最不希望出现的方向发展。 自抗战后期开始，中共已经确定向东北发展为其战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中共虽未得到国民党与苏联谈判的详细情报，但对苏联动向的判断却极其准确，即苏联对中共进军东北“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8〕。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立即调派部队出关，9月19日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且作出一系列相关部署，目标非常明确，行动极为果断，表现出高度的战略意识与主动性。 国民党虽然一直估计战后中共会在东北有所动作，但其行动如此之迅速，规模如此之大，则是国民党始料不及的。9月开始， 蒋介石即不断接到有关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密报。这些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尤其是中共军队占领山海关，使蒋预感到东北接收不会像以前设想的那样顺利，因此考虑到“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9〕。9月中旬，蒋介石曾经两次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一事。他认为“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10〕。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实际困难，国民党最初还是将接收东北的希望寄托在中苏外交交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