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平野正，在1995年8月15日至17 日于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抗日战争与民主课题的深化》的报告。平野正先生想用这篇报告说明什么问题，很值得研究。同时，文中所说“国民党的南京政权始终是抗日战争的中心”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报告在前言中说，战争这种东西，一般来讲具有强化中央权力和伴有强权性政治行动的特征。因此，民主均遭扼杀，民众自身的活动被抑制。特别是对于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是可以这样讲的。与此相反，在被侵略的国家中国，虽然抗日战争部分地强化了政权统治，但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可以看到民众的民主政治生活得到了改善，独裁的、强权的统治减弱了，可以说抗日战争成了向政治民主化前进的契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似乎可以到抗日战争中去寻找。 报告的第一部分标题为‘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的政治体制’。平野正先生说，为了进行抗日，结成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国民党的南京政权始终是抗日战争的中心。所以，当时对南京政权蒋介石的“崇拜和信任”，正像有人所说达到了“最高度”。在这个阶段，人们无条件地承认南京政府的绝对领导。 为了抗战，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而且需要建立民众抗战的动员体制。为此，提出了组织民众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等要求。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展民众动员呢？这里可以体现政权的性质。 在国民党尚有抗日热情的时期，他们企图把民众的抗战积极性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纳入国民党范围内的抗战动员体制中。1938年3 月发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揭示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抗战体制构筑的状态。在那里，既有一些“民主”做法，同时又采取了确立蒋介石的绝对权限的措施。一方面，民众自主参加抗战的民主要求和措施得到了加强，而另一方面，强化了以个人独裁为内容的“训政体制”的措施。这显然是完全矛盾的。两者的对立和纠葛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中，形成了抗日战争的特征。 报告的第二部分标题为‘抗日战争对峙时期高涨的民主要求’。平野正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叙述。（一）边区政权的形成与存在：作为抗日政权，在日本占领区后方形成的政权，由于实行了民主政治和改革行政机构等措施，民众参加抗日和参政的状况，被一部分人评价为“抗日民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种民主虽说有“赐予的民主”和“有领导的民主”一面，民主还不够充分，但是它对后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意义重大。恐怕可以说，它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由于这个政权的存在，抗日战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清楚了。（二）南京政权统治区的抗战与民主运动：民众通过抗战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的志向是，在国民党抗战热情减退时，依靠民众参予政治坚持抗战。1939年秋的“宪政运动”表明了这一点。认为需要通过民主改革“成立统一战线的政府，进而坚持抗战”，拒绝无条件地承认南京政府的绝对领导。这样，统一战线政府的成立和民主政权的建立则成了坚持抗战的条件。 在这个阶段，南京政权对抗战的领导显然是相对的。而且，在这场宪政运动中，诸小会派集结成政党性组织，确立了独立的政治地位，这构成了冲破“训政体制”的重要条件。 报告的第三部分标题为‘依靠国际联系实现抗战与民主’。平野正先生说，1943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展望中，国际上也要求在中国确立民主体制。根据这一要求，1943年11月，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宪政协进会”， 以此为契机， 于1943 年末以后， 即在1944年全年，要求民主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另一方面，运动又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反对内战为内容，其意图在于彻底拒绝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独裁和腐败的“训政体制”。可以认为，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南京政权丧失了对抗战的领导。 在这种要求民主的运动过程中，作为民主势力的广泛要求，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 作为构成联合政府一翼的“中国民主同盟”于1944年秋成立，它提出了独自的政治方针。这表明小党派独自的政治性集结和政治上的声音已变得毫无顾忌，“训政体制”实质上正在崩溃。另外，集结了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成立了，对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势力得到了发展。 这个时期以后的政治要求，是拒绝“训政体制”，是否定国民党的政治领导。这表明国民党对抗战的领导体制完全崩溃，同时也说明国民党维持政权的能力出现了重大动摇，就是这样地演变成战后的中国政治。在这里，看到了发展成所谓战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形势的起点。 关于抗日战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大概可以作出上述评价吧。 （张永胜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