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外交，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支持，力争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获得了积极的成果。抗战外交部分地改变了过去的依附外交，逐步向独立自主外交方向迈进。到抗战胜利前后，这种外交“光彩”，又变得暗淡无光了。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民党政府 外交 外援 废约 国际地位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的结局，而且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站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有很多因素，其中，国民党政府抗战外交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应该给予客观的估价。 一 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分析了整个战争形势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山川险阻，适宜于持久战；但又由于日本的国力超过中国许多倍且经过了长期准备，所以，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要取得胜利则困难很大，必须借助于国际力量；从国际形势看，中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日本对华大规模侵略也侵犯了其他国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美苏绝不会坐视观望，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成为可能。〔1〕根据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政府除了在军事上组织有限抵抗并以空间换时间，拖住战局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外，特别重视加强外交活动，注意运用外交手段，力图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迅速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外交：一是请求召开有关国际会议，冀以国际条约保护自己，牵制侵略国；二是派出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担任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使节，超过正常外交途径，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争取外援。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即于7月16 日以备忘录送交九国公约签字国（日本除外）以及苏联和德国，希望根据国际公约解决中日战争；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又向国联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采用会章的有关条文，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2〕。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了第18次会议，专门讨论远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破坏了国际公法，危及世界和平，要求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制裁日本侵略者〔3〕。但是， 国联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将问题转移到九国公约会议上。11月3日，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再三垦请与会各国援助中国，并提出四项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建议：（1 ）禁止战争及实业所用之必需原料运往日本。（2）抵制日货输出及日船运输。（3）停止对日贷款。（4）以军火及信用贷款援助中国， 以此为列强所可用以制日之有效工具。〔4 〕顾维钧在发言中向与会各国代表疾呼：“目前远东方面侵略力量，犹如溜缰之马，若不能用有效方法加以控制，又诺言之信仰若不能予以恢复，深恐侵略力量将超过中国边疆，而鼓励世界大战，届时任何国家均不能处身事外，而不被牵入漩涡矣”。但是，由于美、英、法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不同意建立共同阵线来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布鲁塞尔会议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实际措施。会后，九国公约会议各国也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援助中国。 国民党政府虽然求诸集体制裁的活动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争取美、英的援助也未能实现，但在分化德、意与日本的关系，争取苏联援华方面却是相当成功的。 当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入中华大地之时，德、意法西斯的铁蹄也在西方肆意践踏。1936年11月，德、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德、意、日三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但是，国民党政府认为：在目前抗战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国际方面，除日本为我唯一之敌人外，对于其他各国，均本多求友少树敌之义”，利用战前中、德间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关系及德、日既合作又有矛盾的复杂关系，派员赴德、意积极开展活动，尽力维持邦交关系，以孤敌势，取得一定的效果。据台湾学者统计，战争初期，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大部分来自于德国〔5〕。1938年5月，德国国防部严令禁止军火输华，同时宣布从中国撤回军事顾问团，国民党政府仍积极活动，争取其中立，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直至1941年7月， 德国宣布承认了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才宣布与德、意绝交。 在外援国家中，蒋介石对苏联抱有很大希望。因为他看到日本大举侵华，也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因此，用很大的精力去争取苏联给中国更多的援助。“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对孙科和王宠惠说：在这场全面抗战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项苏中共同安全条约。遂命其二人到上海与苏联大使谈判共同安全条约与武器供应协议。苏大使不同意缔结共同安全条约，但提议可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是，1937年8月21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签订在精神上无疑是对中国的有力支持，而且给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装备的销售与援助提供了政治基础。接着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长杨杰、张冲到莫斯科，随后又派孙科去莫斯科，加强外交活动，促使苏联更积极地与中国合作抗日。蒋介石一直试图说服和施加压力使斯大林下命令让苏联红军参加反日战争，他还把一份日本提出的中日和谈建议条件送给了斯大林，这显然是在暗示斯大林，假若中国得不到苏联的充分支持，中国将会与日本谈和，中国与日本谈和的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与反共联盟轴心国联合。同时，蒋介石又向斯大林表示，中国一向是完全站在苏联一边而不是靠拢苏联的敌人一边的。目前，轴心国日益接近，因此，在德、日联合行动以前，斯大林就加入中国同盟迅速击败日本才是英明的。〔6 〕斯大林对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同盟的要求谨慎地加以拒绝，但在物资援助方面尽量满足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从1937年到1940年向中国贷款5亿多美元， 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其他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燃料等，而且因战情紧急，苏方允许在贷款合同订立之前，中国即可获得贷款物资，打破了国际订立贷款合同的先例。同时，苏联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工程技术人员、大批飞行人员来中国参加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