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开始其真正的建设性历程的。这场运动，不仅使数千年来的旧史观念受到了比二十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兴起时更为深入的批判，还为现代史学的发展直接注入了勃勃生机。而对其时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风靡一时的“科学主义”思潮。 一、科学与史学 “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主义”（有时也称“泛科学主义”），其根本宗旨，在于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观或价值体系，它渊源于十九世纪的西方。丹皮尔（Sin William C.Daupien）曾指出，十九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察，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1 〕即主张将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推广用以认识宇宙万物及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一切。这种观念，自十九世纪末便在国内渐渐传播，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蔚为一种强大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 “科学主义”的深入人心，使越来越多的人确认，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2〕历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如胡适就认为， 科学方法并非实验科学的独享之物，它对于历史学、考据学、语言学等研究也都是最有效的工具。傅斯年也主张“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3〕李大钊则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 在今日已无疑义”，它不仅要求“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4 〕从而建立起历史科学。即使是一些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巨大差异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的完备和饱满，我们仍旧可以把他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里面去。”〔5〕 依据这种认识，进步史家就推进历史学科学化的问题提出了种种看法。这些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强调学科建设及研究当有系统性。胡适就提出，“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6 〕并主张通过倡导所谓“科学的方法”来推进这一建设。李大钊且在《史学要论》中专立“历史学的系统”一节，对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内涵构成及各部分的关系作了详尽讨论，为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改变旧史家那种随意性和琐碎不当的习气，以科学方法重新梳理史料和总结前人治史方法，使之成为系统的知识或理论。 二是提倡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李大钊指出：“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7〕这就要求，对前人的记载或研究成果抱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 不轻信盲从，“以批评的眼光，严密考查史料全部或一部，推翻许多向所认为可信的著作。”〔8〕而对研究者自己， 则尤应恪守实事求是的方针，使研究结果尽可能接近或符合实际。 为了增强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有人还提出了非功利主义的学术主张。1915年，任鸿隽等人便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提倡此道，说时下许多人读科学，目光均不脱物质功利一面，其实不然，因为“科学不以实用始，故亦不以实用终。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9 〕“明乎科学的非物质的、功利的，则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矣。”〔10〕在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起而呼应。顾颉刚就认为：“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并声称自己治学信守的是“薄致用而重求是”之旨。〔11〕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则批评了那种以能否直接运用或现时运用的功利观念来确定学问价值的看法，说：“事物无大小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在他们看来，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功利性，易掺入主观偏见，从而干扰其求真与纪实目的的实现。 应当指出，这种非功利主义的学术观，正是“科学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如前所述，“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系由西学东渐冲积而成，而西方的科学观念本导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的流行观念中，科学乃是对于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的追求，它崇尚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即主张在研究中收敛有关实用的观念，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或道德价值的姿态，观察客观对象，使研究结果保持冷静和公正，而历史学，初因崇拜赞美英雄神灵或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教诲的实用需要而起，它所提供的只是始终处于无组织变化状态的经验事实，无法从中抽象出可确切证明的普遍判断或不变法则，故“根本上并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12〕近代以来，历史学既在西方渐被认作一门科学，受到科学精神的涵摄，则“为历史而历史”的观念自然会应运而生并得到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