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康 译） 编者按：《近代中国》杂志1995年第1 期组织西方学者讨论“对中国革命的再思考”。严肃的西方学者在我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曾作过一次反思，1989年以后又作了一次反思。以下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反思文章。 宾厄姆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在《对延安时期的共产主义的再思考》一文中，对西方学者自30年代以来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作了综述，并对延安根据地的优缺点，以及延安时期的作法给中国后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30年代与40年代，外国驻华记者，学者与政府分析人员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都作出了判断，这些判断后来均得到政界与学术界的阐发。塞尔登称这些人的解释为第一代人的解释。斯诺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政策，是联系革命政党与贫困农民的主要力量源泉。他强调，重新分配（土地）计划起了关键作用。1940年，乔治·泰勒根据他亲身对华北游击根据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是它能通过对农村抗日斗争的领导，充分利用人们对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反抗。斯诺始终强调土地政策的重要性，而泰勒认为日本的“野蛮性是游击队良好宣传的论据”，前提是只要“他们在一个地区能够呆上足够长的时间，对农民进行组织并将新的士气与政治观点灌输给农民。”这样，泰勒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中，关键是由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与经济政策。在抗日战争与内战期间写作的哈利逊·福尔曼、根瑟·斯坦、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安纳利·雅各比等将共产主义运动放在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残酷与渎职愈来愈强烈的反感与失望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他们说共产党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成功，在于他们将民主给予了在国民党与军阀统治下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和完全被排斥于政治以外的农民。怀特等认为，民主是与共产党的社会经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驻华官员约翰·谢伟思在1944年9月4日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他们活动地区的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种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与方法具有民主性质。”这种民主，突出了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因改善了穷困村民的物质条件而得到了加强。这是民主政治的前提。第四种观点认为，民主与民族主义都不是关键性的，关键是组织上的优势，这使共产党能填补因战争、国民党的溃退与农村中的无政府状态而造成的空隙。美陆军部1945年6月的报告说得很干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他们是中国组织得最有效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人所实行的‘民主’是苏联式而不是英美式的‘民主’。这一‘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的，其程度超过了由国民党控制的重庆政府的那种所谓‘一党专政’”。这种“现实的”观点，是50年代统治着美国学术界的冷战观点的先驱。这种冷战观点，以组织和操纵程度来衡量共产党的力量，它强调（中国共产党）紧密遵循“苏联‘党的路线’”，而不考虑，或淡化共产党与农民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政策中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因素。 以上四种解释虽然分别强调了社会经济政策、民族主义、民主与组织和操纵，但却是相互补充的。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不仅持一种观点，而是强调共产党的胜利有多方面原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以后中美两国军事对抗，使人们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争论冻结起来。冷战期间，美国的研究中心已不再是中国的民族与社会革命和党与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而是寻找阴谋家，以便回答“谁失去了中国”这一问题。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影响深远，不但使整个美国外交人员中了解中国的人全部被清洗，而且还以费正清与拉铁摩尔等人为替罪羊。在50与60年代的美苏、美中对抗高潮中，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帝国主义以及抗日战争的兴趣都减弱了，转而对1920—1935年期间的事件发生兴趣。他们强调的是苏联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中的作用。这个时期的著作，重点是宣传共产国际的阴谋与操纵，基本无视中国革命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反而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联理论与教条的奴婢式的随从。50年代初，中国宣布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这使得学术界更集中地研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操纵情况。 60与70年代，美国学者又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上来。由于他们不能接触中国的档案材料，又不能进行采访，因而他们第一次转而依赖日本军队与外交档案，台湾调查局的档案与情报材料，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时资料库。 查默斯·约翰逊1962年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有力地提出了由日本入侵、占领与绥靖政策所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是共产党在中国获胜的关键这一观点，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他断然抛弃了阴谋理论和各种“组织武器”以及从苏联移植的极权模式等，他专注于战争的特殊重要性，认为战争是重新确定中国政治，特别是党与农民关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曾企图通过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来建立农村根据地，结果以失败告终。因此，他的结论是，党的战时社会经济政策是无关紧要的，而正如乔治·泰勒以前所说的那样，由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一书的观点，是中国问题专家对该时期研究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在共产主义与社会运动的比较研究领域中也颇有影响。由于作者大量引用了日本的情报材料，对中日战争的军事史作了有价值的描述，并且着重谈论了由战争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团结因素的重要性。日本占领了大城市、铁路和沿海地区，迫使力量大为削弱的国民党从沿海城市和工业基地退至西南部。这不仅使国民党不能利用中央苏区的历史性失败，以巩固其统治，还在日本战线后面留出了新的天地供共产党开展强有力的游击运动和坚持抗战的农村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