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陈独秀晚年针对当时牵动国内国外的重大事件，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民主问题的重要意义，构筑了他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这是他对苏联经验长期思索和独立总结的结果。他否认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否认民主的阶级内容，并在哲学思想上采取了客观主义立场。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顺应历史潮流，表现了他民主主义应有的进步性。他对苏联制度的透视也有一定借鉴价值。可以说他按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潜伏的危机，指出了它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 苏联经验 资产阶级民主观 进步性 借鉴价值 1937年8月，经过近五年的铁窗生活，陈独秀出狱了。时年58岁， 步入了生命的晚年时期。陈不是一般人物，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领导者，“五四运动时的总司令”〔1〕，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和五届中央的第一号领导人。离开党以后，他又成了中国托派的总书记，并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政府判刑八年。陈之复出自然要引起各方政治势力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指示在国统区工作的林伯渠等人，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若能脱离托派组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此种诚意，可与之联合抗日〔2〕。 对陈本人我们党还表达了希望他重新回党的意愿〔3〕。 国民党的一些要人规劝他到政府工作。接近陈的托派分子则纷纷劝他再度出山，重整托派旗鼓。此外，某些民主党派和其它政治势力也与陈有过接触。不料，陈的最终态度却是相当冷漠的。他公开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4〕此后直到1942年5月病逝，陈的言论、见解不仅为世人注目，也成为后人研究的一大课题。 严格地讲，国内对陈独秀其人展开全方位的学术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后期，人们又用新的眼光，将其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领域，研究他的活动、思想及其评价问题。唐宝林先生所著《陈独秀传》（下）〔5〕即其一例。本人从1988年开始也连续发表文章， 多层面地剖析陈晚年的政治思想。本文欲从总体和内在联系中，对其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问题作一探讨。 我以为，陈晚年的政治思想是一联系紧密、自成体系的整体。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他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的结果，更是他对苏联革命传统彻底反省的结果。陈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将要发生的危机与苏联经验的深刻联系。1940年9 月陈在谈到他晚年的见解时曾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6〕这说明，陈晚年的见解， 直接来自于他对苏联经验的独立总结。而他最早考虑苏联问题是从1933、1934年，即他入狱之后开始的。 研究陈的思想经历，他于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并未怀疑过苏联经验的意义。仅在大革命的四年间，他便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的成就。他猛烈抨击“俄国革命杀人无算”、“俄国仍是专制政治”等等谰言，并十分肯定地说：“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7〕 陈对苏联态度的变化起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当时，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但不承担任何失败责任，反而委过于陈独秀中央的作法深为不满，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他说：“我本着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8 〕这里所谓过去整个政治路线，是指从共产国际贯穿下来的整个路线。正当他满腹愤懑又困惑不解之际，大约在1929年春夏，他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陈说：“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9 〕这个根源即是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所谓机会主义政策。可见，陈这个时期所反思的还主要限于斯大林等人在中国推行的指导路线，尚未对整个苏联革命经验发生怀疑。 但是，陈倒向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很彻底的。据郑超麟讲，直到最后，“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10〕即对托氏所谓未来政权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持保留态度。这使他从一开始便遭到托派同伙的围攻。争论的焦点在于陈更重视民主的作用。托派骨干濮清泉回忆说：“陈与托派青年，关于民主问题，有过长期争论，到了监狱，他还是坚持他的主张，甚至还走得更远。”〔11〕况且，中国托派运气不佳，其政纲之倒行逆施，组织之松懈涣散，内部之门户偏见，不仅使它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使它的组织接连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到1932年10月，陈等托派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入狱。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连串打击，迫使狱中的陈独秀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进行反省。象陈本人后来讲的，由这一次开始的思索前后竟延续了六七年之久。 在上一次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路线的反思中，陈还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的帮助，而这一次他只能独立完成此项工作了。在他看来，中国托派围绕如何理解和运用托氏理论所进行的争吵，不过是舍其本而逐其末。因为，问题恰恰出在托氏之理论本身。而这一理论同斯大林的指导路线一样，皆源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便推动陈独秀追根溯源，去从根本上探讨苏联经验的价值。托派头目之一王文元说：“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了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认为斯大林的国家只能成为官僚国家，……从这个‘直觉’出发，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