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一直工作和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这是他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围绕对敌斗争这条主线，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诸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文章和讲话，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邓小平将革命武装放在首位、以民主政治贯穿一切工作和经济建设为基础的根据地建设思想展开论述，以增进对邓小平整个思想体系的研究。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此，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召开了洛川会议， 确定了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938年1 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到职后立即于2 月上旬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召开该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晋冀豫边区的根据地创建工作，从此开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艰苦的创建历程。会后，根据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之命，一二九师组织多支游击队分赴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抗日烽火迅速在晋冀鲁豫边区广大地区熊熊燃烧起来。1941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创建和发展起来，并逐渐连成一片成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邓小平不仅协同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同时还着力宣传、贯彻党的战略方针，并结合具体的对敌斗争实践，进行理论加工、总结和提炼，从而坚持、发展和丰富了我党的军事思想。一个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四种力量：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这四种力量互相配合，缺一不可。邓小平指出：抗日战争中“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1〕。 并反复论证了武装斗争对敌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首先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党政军民要以一切努力发展、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环绕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他强调：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没有武装，或武装力量不够，都不能坚持敌后斗争，坚持根据地，所以我们党要学会熟练管理武装、教育武装、指挥武装作战”，还提出“要切实做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2〕。 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机智灵活地进行斗争。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阐述。他强调，既然游击战是抗战时期我军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就必须研究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指出，游击战与运动战不同，不强调军队的统一性，而要求“每个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灵活性”等内容。 这些思想丰富了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在对敌武装斗争实践中，邓小平还不断总结提炼了一些新的具体策略方针，为党的抗日游击策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敌进我进”就是由邓小平总结归纳而得到推广的一个重要方针。 在抗战初期，我军主要采用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敌人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清剿”和“蚕食”，在激烈的斗争中，日军逐渐探索到了我之“敌进我退”的规律，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根据地蒙受了不少损失。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如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转被动为主动，扭转敌进我退的局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打破囚笼，必须砸锁。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的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研究决定，当敌人主力来“扫荡”时，我也派主力打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这就是“敌进我进”，它是对“敌进我退”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敌进我进”最早见诸于刘伯承1940年黎城会议上的讲话。在实践基础上，邓小平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认真总结、概括和系统阐述，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并使之得到全面推广。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一文中。他指出：“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3〕。他还就如何在敌占区、 游击区实行“敌进我进”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丰富和完善了“敌进我进”的内容，使这一方针的战略意义更加显著地体现出来。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从1942年开始，晋冀鲁豫边区派出上千支小部队、武工队和众多的干部到敌占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加强政治攻势和瓦解伪军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斗争，争取和控制了一些日伪据点，许多村镇建立了隐蔽的抗日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