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的20年中，中美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一年，中美两国恢复了接触。此后，中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双方发表了“本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公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 在上海发表了一个既写明共同点，又写明分歧点的中美联合公报，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和强烈震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美关系在1969年出现了转机呢？常识告诉人们，一国的外交政策总是根据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制订并为之服务的。力量对比是外交决策的基础。中美双方就是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随着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使之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力量对比的格局，从而在1969年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折。 （一）尼克松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将来美国“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依靠其战略核优势称霸世界。到了60年代后期，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 当时的形势是，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对卷入越南战争强烈不满；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到了70年代初，苏联在运载工具数量方面已取得同美国对等的地位，而在投掷重量（弹头总重量）方面则取得了优先的地位。美国“进行战略核战争越来越没有把握了”。 为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地位，美国在谋求从越南“脱身”的同时，转而同中国接近。为此，美国政府在这一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2月，尼克松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对欧洲作了为期8天的工作访问。他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对他制订对华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戴高乐认为，对战后的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苏联人目前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戴高乐说，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美国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1〕 3月，苏联四次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机会来了，“从那时起，一切朦胧不清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4月22日，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把尼克松的一封信转交给柯西金时，特别口头说明，美国“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 6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再次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妄图孤立中国。此后，7月底8月初，尼克松访问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等亚洲6国， 经罗马尼亚回国，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来往，改善美中关系，声称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尼克松希望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充当“信使”，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想法。基辛格说，这是间接要中国人放心，同时也是对苏联的一个警告。 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10月20日， 中苏两国恢复边界谈判。这使美国政府严重不安，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尼克松要美国驻波兰大使无论如何要在两个月内找一个社交场合设法同中国代办接触。12月3日， 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不顾身份和场合，拼命追赶中国大使馆人员，急切地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代办会晤，并说他最近见过尼克松，尼克松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已不难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叙述同中国接近的过程时说，珍宝岛事件后，利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加紧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苏联感到不安”，“由于激起苏联对其漫长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他还说：“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40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到了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三角关系了。”〔2 〕尼克松后来谈到访华的意义时，说得更为彻底：“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几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地位。” （二）尼克松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3〕 1969年，尼克松看到战后二十多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已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 尼克松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力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1954年，中国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从此，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声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