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七年

——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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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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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乔木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一书写的《题记》,恐怕是《胡乔木文集》中收录的发表时间最晚的一篇文章吧。文章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很高的评价。我们曾经建议乔木同志把其中的一些话删去或者修改,他没有都接受,仍然保留的相当不少。我以为,应该将这些话看作是乔木同志对写出一部好的党史著作的期望。党史著作、近现代历史著作要达到乔木同志也是广大读者期望的高水平,还有待我们大家继续作认真的努力。

      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第七两章,即关于建国后头17年的两章的修改、改写和定稿。在准备工作中,我读了不少有关的著作和文章,给我帮助和指导很大的,有乔木同志的两篇论文:《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前一篇已经发表,后一篇当时还没有发表,现在都已收入《胡乔木文集》。这是两篇很有见地的史论,尽管我并不是对两文中的每个提法全都赞同,但我的确认为,对17年历史中这两大关键问题,两文所作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真正称得上是“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题记》中语)。

      (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关键的问题当然就是这个“选择”问题。

      要讲选择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党的成立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明确地解决了的,建党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作出这种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不好说,这个选择是50年代才作出的。

      我们党在延安提出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义,但这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选择,也不是把作出选择的问题推到未来去解决。只是指出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就在于它下一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当然,对何时开始这下一步,实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去只有一般的论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指出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那时内部讲话,估计过渡到社会主义是10 年、 20年之后的事情。1953年中国共产党分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从当时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人民接受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并把这个任务写进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50年代作出来的。

      就宣布开始过渡的时间比过去讲的要早这一点而言,对于总路线的提出,人们有些意外;就中国共产党迟早要领导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而言,没有人感到意外。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早已使人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少同志觉得这种过渡提出得早了一些,认为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某种偏离或脱节。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却宁可更多地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联系,同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联系。我发现并引用了周恩来同志的一段论述:“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增长的时期。”(这是按当时发表的稿子引用的,这篇讲话在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时,大概是由于整理文字的缘故,没有能保持原貌。)我认为,这段论述代表了当时党的领导人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如果牢牢把握这种联系,更加从容地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方法和进程,也许能够更好地找到从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途径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中心的主题,就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它的由来,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实践的历史进程。我们力图写清楚过渡时期理论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写清楚提出和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段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书中的这些论述,参照了乔木同志文章的分析。我是赞成乔木同志这篇文章的结论的,这个结论就是:“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三)如果说,第六章的主题是“选择”,那未,第七章的主题可以说是“探索”。书中把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一个新意。提出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引人注目的一个新意。

      所谓“探索”,是指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探索从《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开始。

      现在有的文章,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转变,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我认为,说得不确切。首先,我不赞成对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作否定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是中国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前后从总结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屡遭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根本意义,在于放弃过去人们选择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前,先进的人们为求中国的富强,想去效法日本、欧美,走日本人的路,走欧美的路,多少奋斗,多少牺牲,都不能成功,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先进分子转而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的出路和方向。就是说,“走俄国人的路”,是就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而言的,不是就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这个层次而言的。就选择社会主义而言,今天我们还是坚持这个选择,因为这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归根到底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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