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学者论坛 要客观准确地探讨抗战史实 邱路 抗战史的研究，迄今为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著作中，究竟有多少是深入研究、小心求证出来的结果，也颇令人担心。 在我们今天的抗战史研究，甚至整个现代史研究中，有一种不那么正常的现象，就是有些人论文没见写出两篇，却一个劲儿地编书、出书。任何一个经过训练的历史学工作者都知道，发表研究论文是写一部专著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并且，发表论文往往比写书要难得多。因为论文一般不能炒冷饭，而写书则不必事事求新，可以大量利用他人成果。同时，新的观点或区别于以往说法的新的史实，通常也需要首先通过发表论文求得历史界同行的批评来加以验证。由于有些人，包括一些专家如今不能或不屑于做这步工作，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我们今天看到的众多抗战史著作大同小异，不少干脆了无新意。 有些研究者解释说，他们不是不想深入研究，而是因为现在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在大的方面已经搞不出什么新意了。是不是真的没有新意可搞了呢？当然不是。别的不谈，现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历史的普通读者在问：为什么同是抗日，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场大仗，共产党八年间却只打了一次可以称得上是战役的百团大战？国民党牺牲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将领， 共产党死在对日作战中的高级指挥官只有2人，团级指挥官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有位学者对此回答说：这是因为很多读者不了解，中国抗战最突出的特点其实是“人民战争”，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但是，当问到为什么在这方面看不到一本给人强烈印象的著作时，这位学者也颇为感慨地承认：只是拿一些对日军不能构成重要威胁的小规模战斗，和靠当年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抗击日军比例的宣传数字说明敌后战场的作用，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要具体深入，又缺少史料。 和近现代史其他阶段比较起来，抗日战争期间的疑难问题恐怕最多，研究也最不深入。除了过去存在种种禁忌以外，在史实方面的研究不具体、不深入也是很大的原因。据笔者所知，光是就战争方面而言，抗战史就有许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搞清楚。 举个例子，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打的第一仗，也是如今国内抗战史著作大书特书的最重要的战例之一。但是，有一篇论文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全面研究过这次战斗吗？如今所见绝大多数写到平型关战斗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回忆录为依据，包括刚刚出版的，由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写的当今国内最权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在详细讲述当时的战斗过程中，也未见使用一条战史资料。是找不到第一手资料吗？当然不是。在八路军方面，当年一一五师作战过程中的战报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参战部队事后的战斗详报也已经公开；在日军方面，当年被伏击的部队和救援部队的战斗详报，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早就发表过，其中多数还被译成了中文。对照这些第一手资料，我们发现，如今国内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说法，都与这些文献所记录的相差甚远。像六八五团战斗详报明确讲，当时直接参战的只有一个团，聂荣臻回忆则为两个团，一般史书则记为三个团甚至还多。又日方被伏击及救援部队的战斗详报，再加上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战斗详报，都记述说当时被伏的日军为一支兵站汽车队和一支辎重马车队，而国内史书及回忆录却称其为“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再据日军战斗详报及当日一一五师战报，当时被伏日军两部是一东一西对开至被伏地点，而国内史书及回忆均称日军当时是由东向西单方向开向平型关口。另据日方战斗详报及朱德此役后之文章，被歼日军人数应不超过四、五百人，而国内史书及回忆过去统计为3000人，如今也统计为歼敌“千余人”。史实记述相差如此之多，竟无著作文章加以考证研究，到底该让读者相信谁？ 再举个例子，豫湘桂作战是抗战中国民党丧城失地最多、打得最为狼狈的一仗，也是国内国外用来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恶果的最典型的例子。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令当时反法西斯阵营倍感震惊的重大战例，我们至今看不到探讨其失败原因的文章，搞不清它如何具体地受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的影响，甚至也没有见到对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和事实深入细致地进行研讨的成果。直到今天，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基本史实还是一片混乱，众说纷纭。比如，河南战役日军参战兵力究竟多少，有记述为14.8万人的，有记述为20万人（包括伪军8个师）的，也有记述为5万或6万人的。中方参战兵力，有记述为50万的，有记述为40万的， 也有记述为30万的。湖南战役略好点也差不多，参战日军有记述为15万、17万、20万的，甚至还有记述为46万人的，中方军队有记述为28.6万人，也有记述为40万人的，至于每次作战双方死伤人数、被俘人数的统计说明，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事求是地探讨哪些仗打得好，哪些仗打得差，好是为什么好，差是因为什么差，如为什么汤恩伯的中央军一触即溃；为什么长沙几次挫败日军大举进攻，这次却轻易失守；为什么整个豫湘桂作战一败涂地，而衡阳守军却创造了抗战以来最好的战绩之一，……都成为不可能。 忽视对基本史实的研究，这既是“以论代史”的遗风，也或多或少是我们一些研究者缺少基本训练的反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海外的学者当面批评大陆学者引文注释没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其态度也许不恭，但其意见不可谓毫无道理。最典型的莫过于党史类文章和著作，恐怕很少有几篇是严格其引文和注释的。既然引文可不必注明出处，又不鼓励批评，那么，断章取义可也，望文生义可也，牵强附会可也，要不要对所述史实加以严格考证更是在两可之间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不少作者对基本史实的掌握和研究显得特别欠缺。当他们利用以往的各种说法和数据时，不要说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加以核实了，就是对互相矛盾的内容也往往不问一个为什么。 总之，抗战史研究还有许多可搞的东西，但首先需要在客观准确的基础上，把基本史实搞清楚。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过去对史料工作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例如，中国史学会曾专门组织力量搜集、整理、编纂并先后出版了一批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等近代历史事件的专题史料丛刊，但是，多年以来却没有出版过一部系统完整的抗日战争史专题史料。因此，多年以来，研究抗日战争史，主要不是依靠抗日战争的专题史料，而是依靠党史、革命史的史料以及革命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等等，尽管也有报刊、档案等作为深入研究的资料而被利用，但这些未经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史料，人们应用起来十分不便，因而利用率不是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