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特邀顾问：孙宅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美苏等国为了争取战局能朝着有利于本国安全的方向发展，均开展了积极的对华外交。它们所实行的对华政策，又直接影响了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可以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分裂、谈判……无一不受到美苏对华政策的深刻影响。 一 抗战爆发前后，美国的“中立”政策和观望态度，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寻求苏联的援助。苏联的力促中国抗日政策，直接推动了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直在寻求美英各国的支持。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虽然曾多次对日本发出呼吁、警告，并积极帮助国民政府改革金融，统一币制，增强实力，但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力避卷入一切国际纠纷，加上对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又占极大比重，因此，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的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 与美国相比，苏联则竭力主张制裁日本。斯大林早就认定日本的侵略矛头是对准苏联的，中国东北不过是其“进攻苏联的跳板”。[1] 加之1933年德国纳粹分子上了台，苏联的西线又受威胁。因此，如何能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便成为苏联外交的重点。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要求国际社会遏制日本侵略行为的呼声难以得到响应。为了能使东线免遭战祸，苏联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是设法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总是让日本一步”，以免激化矛盾。为此，苏联不仅低价出售了中东路，而且与日本解决了存在多年的西伯利亚渔场问题。[2]二是改善中苏关系，推动中国抗日，使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力北犯苏联。这一政策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但是对中国全面抗日局面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说，也早已意识到中日全面交战迟早要发生，且中日战端一开，沿海地区必遭日军封锁，寻求与中国接壤的苏联的援助势成必然。因此，在1934年10月，蒋介石便密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赴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探询中苏缔结抗日联盟的可能性。苏联便开始了积极的促战外交。 1935年10月9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通过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探询苏联政府的援华态度，问如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苏联方面的回答是不仅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而且希望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3] 当蒋介石要求缔结互助条约时，苏联明知为避免对日作战不可能与中国缔结该项条约，却不作正面回答，仅强调时机未到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多次向陈立夫、蒋廷黻、翁文灏等人表明苏联援华抗日的态度。抗战爆发前夕，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中国先出面向英、美等国倡议召集太平洋国际会议，起草一项集体安全条约，如条约无法达成，苏联便与中国单独签订安全互助条约，并将一份草案交给了王宠惠。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即令王宠惠与孙科去与鲍格莫洛夫签约。但鲍格莫洛夫却强调，苏联还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能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虽感失望，但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暗示是苏联将在适当时机参战。[4] 这些对于和战举棋不定的蒋介石来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中共关系作出适当的调整。在中苏谈判中，蒋介石一再要求苏联政府给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使其承认国民政府的权威和指挥，保持军队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5]苏联政府表面上拒绝了此项要求，要蒋介石自己去与中共谈判，实际上却施加了重要影响，使中共的策略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正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于1936年1 月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王明进行了接触，国共之间的秘密谈判才得以开始。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为了在实践上实现这一任务，不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作为联合的条件。”[6]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1月，张浩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方针的指示，要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等等。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3个月后， 斯大林根据欧洲局势的变化和中苏谈判的进展，又指示中共采取迫使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便向国民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内部指示。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共产国际力主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坚定了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也促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共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提出五项条件四项保证，主动对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红军接受改编，政权进行改制，放弃暴动方针，这些均与蒋介石向苏联提出的要求相一致。可以说，此后的国共谈判乃至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均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由此看来，美苏对华政策对于国共再次合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若不是美国的冷眼观望与苏联的积极促战，蒋介石不可能从实际出发考虑调整与中共的关系。同样，若无苏联、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中共也难以有“逼蒋抗日”和“四项保证”。但因此也就产生两大问题，其一，斯大林为达到牵制日军北进的目的，确认蒋介石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要求中共单方面作出重大让步，置中共于服从的地位，构成了两党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埋下一大隐患。中共如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便不能“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更不能“发展阵地”，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7]如要强调军队、政权的独立性， 又势必与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服从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发生矛盾。这一问题必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日趋尖锐。其二，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其前提是联苏抗日，也就是说中苏政府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间的关系，一旦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联苏退居次要，那么国共关系也将急剧变化。同样，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其前提也是服从苏联、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一旦国际局势变化，也难以坚持“四项保证”。因此，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就已隐伏着难以排除之危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共分裂似是必然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