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莲波,女,1948年生,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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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前,在我国严格地说没有女子教育。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来临,资产阶级维新派渐渐地注意到女子教育问题。此后,关于女子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潮。它的发展演变,在中国近代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认识。

      一、贤母良妻主义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兴办教育(特别是兴办女子教育)的要求非常强烈。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中专门写下了《论女学》一章。关于兴女学的目的,他在《倡设女学堂启》里开宗明义写道:“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 就是辅助丈夫,教育孩子,家庭和睦,传宗接代,培养好下一代,以女学造就“相夫教子”的人材,也就是使女子做个贤母良妻。贤母良妻的教育宗旨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了。当时的《女学报》、《时务报》、《湘报》等都纷纷对贤母良妻主义发表文章,阐述了这一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强国保种。

      强国。一个国家要国强民富,必须人人都有职业,中国二万万女子,没有一人能自己养活自己,而全靠别人养活。男子终年像犬马、奴隶一样辛勤劳动,自己都不能养活,那能再养活妻子儿女?这样民何以富?民富国才强,要实现民富,必须“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一人养数人”〔2〕。再者,西方所以强大,是由于商务之盛;商务之盛, 由于工艺之精;工艺主要是由女子操作——中国妇女坐食无能,不能广辟利源为国家创造财富,国家怎能富强?妇女要具备自养的能力,“非经学问不能达也”。“学也者,业之母也”〔3〕。通过教育, 培养女子自养的能力,使她们自谋生活,国家就转贫为富,转弱为强。

      女子还可以间接地使国家富强。古语曰:“恶妇破家”。由于妇女不读书,不识字,整日居家无事,于是姑嫜姒娣之间,为琐碎小事争强弱,以致终日不安,家庭不和;从而使男子精力分散,不能一心投入到治理国家中去。中国之大,人数万万,都想寻求良好和睦的家庭。如果女子受了教育,她们就懂道理,就心胸开阔,目光远大,知“有万古,有五洲”,知“万国所以强弱之理”,知“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4〕。所以“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家道有成”〔5〕,治国平天下就不难了。

      保种。要保种,首先人种必须“优”,那就要从胎儿开始。维新志士从进化论的观点论述子女受母亲遗传的重要。严复说:“母健然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6〕。孩子出生以后, 母亲担负着教育子女的神圣使命,日用饮食,歌唱嬉戏,母亲可以随机指点,因势利导,所以蒙养教育主要是母亲。如果母亲有文化,再加上教育方法适宜,那么孩子在10岁时一切学问之浅理,立志安身之道,基本上已有所知,为国家造就人才打下基础。反之,母亲没有文化,“黠如鼠,蠢如豕,悍如虎,愚钝如木石麋鹿”〔7〕,所生子女禀其胎气,习惯自然, 虽其父义方有训,但终以母亲过分溺爱而流于不才。所以“欲强国,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8〕。女子教育为保种的本源。

      戊戌时期开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的宗旨就是“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法,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9〕, 就是教授普通的知识,培养女子为贤母良妻。

      近代女子教育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是强国保种的根本途径之一。封建统治者对待妇女不仅戕其肢体,掩其耳目,而且还“黜其聪慧,绝其学业”,“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10〕。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使妇女受普通教育,先做“贤母”,其次才是“良妻”。

      封建社会女子不能有才。认为有了才能,就不安居闺阁,就不甘心服从男子,男子就不能管束制服她了,“此实祸天下之道也”〔11〕。贤母良妻的贤与良都是要求妇女既有德行,又有才能,德才兼备,教育孩子,辅助丈夫,做个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型女性。这是对封建妇女“无才便是德”的否定。

      “贤母良妻”全然不顾妇女的才能、爱好、兴趣和社会的需要,把她们紧紧束缚在家庭里,做个家庭里男人所需要的女人,“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12〕。维新派虽然也把妇女自养看成是国家富强的途径,但他们反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3〕。因此,“贤母良妻”主义又是一个不彻底的妇女解放口号。

      戊戌时期,维新派把女学提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女学的先河,提出的“贤母良妻”为社会所共识,成了戊戌时期唯一的女子教育思潮。1907年学部正式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章程,明确规定了女子教育宗旨:“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14〕,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从此,官办的女学一律把培养贤母良妻作为办学的最高目标,女学成了贤母良妻养成所。

      二、女国民教育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高潮迭起。革命派不仅号召数万万人都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而且还认为,女子也是国民一分子,天下兴亡,匹妇也有责。以前,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要真正做个女国民,担负起对国家尽义务的责任,靠“贤母良妻”的教育是不行的。

      妇女要对国家尽义务,首先要取得自身的解放,获得男女平等的教育。贤母良妻“为他人母,为他人妻,其名曰贤母,曰良妻”〔15〕,只对男子而言,其实还是男子奴隶;与以前不同的是用学来的一点知识,更好地为男子服务,从奴隶成为高等奴隶,最终没有跳出奴隶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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