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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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又退入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近代, 正是一“文化昂进之时代”,在短短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一扫龚自珍所哀叹的万马齐暗般沉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奔涌而出,交错叠代、争持消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景观。

      人们习惯于将近代与春秋时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恰逢社会转折观念巨变并由此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考察近代社会思潮的结果会使人们相信,在思潮的纷繁复杂、倏忽变化、覆盖广泛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实在难与近代媲美。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或根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主要梳理了清代的若干学术思潮,涉及其原因时则主要从学术理路的演变出发,即主要从理性自洽的内在根据着眼。但是近代社会思潮远远超出了学术的界域,影响到十分广阔的社会层面。因此,它们之所以发生,除了有理性的原由,还存在着知识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换言之,从发生学说,中国近代众多社会思潮的涌现这一文化现象,与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从理智史与知识社会学结合的方向,可以更清晰地俯瞰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从最显性的生活世界看,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史的序幕,紧随其后出演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称它是全然陌生的,是因为不仅汉唐盛世的诗人或哲学家不必以此自扰,康乾雍诸朝的君主与臣民们也都沉酣于太平之中。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才有了这一全新的指向未知世界的问题。对此的答案很自然就会各种各样;加之中国幅员广袤、历史悠久,情势逼迫中国人必须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足以调动全社会资源的政治—文化设计,其最初的结果必定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简言之,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真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

      从深层的心理世界看,浸淫日深的权威丧失是近代涌现众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

      汉代以降,中国人尊崇的权威是与皇权统一的儒学价值系统,清代沿袭宋明,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维持着原先的价值。但是情况在悄悄地变化: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代理学已经没有创造性可言,吸引知识精英的是考据学。如果就学术思潮而言,考据学代表了清代前期至盛期的主流,按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清代思潮”。但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同上书,第3页)古文经学能否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暂可置之不论,但宋明理学盛极而衰,至明清之际“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同上)不仅从古文经学中培育出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而且在近代的门槛上,古文经学一变而由今文经学主领风骚,更是异端辈出。开拓者龚自珍已经以“心力”对抗“天命”,对传统的天命论价值系统提出了挑战,至戊戌年间,今文经学演化为冲击权威、解放思想的工具。“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观的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义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会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论的一种思想体系。”(〔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40—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用梁启超的话说,它象火山喷发或地震一般冲击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精英对传统价值的怀疑相应的,是传统的价值结构在日渐解体:价值原则与其物质承当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根本背离。它先是表现为从官场到士人日深一日的弥漫性道德沦丧,最后是辛亥之役令千年帝制随着清朝的颠覆而告终结。而发生在更早的,是同皇室贵胄直接相联的上层社会发生了价值迷失。创作于康乾盛世的《红楼梦》正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注解。他们本来应当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的物质承当,是那个社会受人尊崇的信仰之外部表现,现在却悄悄地从内里溃烂了。这是一个加速度行进的过程,到20世纪初,从上层贵族开始的溃疡已经蔓延至整个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使得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当,由此,旧价值不但丢失了作为理想或信仰的精神感召力,而且失去了世俗规范力量的支撑。天命论无可奈何地没落了。只有到了这一步,才可能产生以“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再造文明”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关于近代价值迷失的演化过程,以及传统价值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拙文《略论近代中国价值迷失之缘起》有更多的分析,见《学术月刊》199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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