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体西用说

作 者:
昌切 

作者简介:
昌切 武汉大学

原文出处:
新东方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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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体用,采末固本,变器卫道,“用夏变夷”,是甲午战争以前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代人〔1〕文化变革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在19世纪40至90 年代十分流行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这一代文化变革者依据“中体西用说”,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切实推动了中国第一度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外沿部分的变革。这种文化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悖谬之处,还有必要对它进行重审。

      中体西用说

      首倡“中体西用说”的并非张之洞,与他同倡此说者,大有人在。

      据有的研究者探查,最早出现“西学”字样是在晚明,那时有本书就叫《西学凡》。到了清朝的康乾盛世,西学已在上层人士中比较流行。但那时西学的地位并不高,西书被打入《四库全书》的另册,西学被认为精于天文推算、工匠制作而拙于学理,其道变幻支离,莫可究诘。〔2〕所以稳固世道人心者,非穷理尽性的中学莫属。 这大约就是“中体西用说”的“原型”。

      魏源的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便无疑关乎这一原型。“夷之长技”正是历来为中国人所鄙弃的“天文推算、工匠制作”之类的“雕虫小技”,不过,承认技不如人,而且还要“师夷之长技”,肯定也算向前跨了一大步。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自白:“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不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3〕话说得很委婉,点出己意而不致招惹是非,可见当时言论背景之险恶、言路之特色。他的本意无非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驭夷为天下第一要政”〔4〕。

      幕僚薛福成代其主子李鸿章撰文,大胆断言“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车、机器电报辟之”,认为“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5〕。此论极偏,竟大得李鸿章的赏识, 誉为“精凿不磨之作”。薛福成如此出论的意图在于“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6〕。

      邵作舟较中西短长,论来更不近情理:“中国者神灵之域,而声名文物远所从出者也,五帝三王以来四五千岁,圣贤英智之徒,继起而辈出,相与创政立教,讲述损益,穷乎天人之奥,而极于性命之微,一事一理至明且备”;“夫泰西者独器数工艺耳,奈何惊其末而遽自忘其本乎?”于是他恳请“陛下深观祖宗立法之意,与吾所以为国者,必力持而毋变,去繁就简,本末粲然,然后择泰西之善修而用之……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7〕。

      总之,“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8〕;“中学为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9〕;“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10〕。清府位高权重的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摺》中规定: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立学宗旨如此,立国宗旨又何尝不是如此!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一流的洋务大臣立德、立功、立言无不本此。张之洞操办时务,于戊戌年写、刊风行天下的《劝学篇》,死守“中体西用”规范。《劝学篇》分成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恰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1〕的守本开新的文本格局。他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2〕又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13〕“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政制和道统双修互通,乃是他的固本之原。“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义理根基、驯驭民众的“旧学”,是万万不能变的;可变者仅仅是“法制”(当为加固政制、道统的某些形式手段,与今义无多大关系)、“器械”、“工艺”之类微不足道的“新学”。

      两种理论预设的冲突

      “中体”何所指?人言言殊,不可能完全一致。特指“三代圣人之法”者有之(如薛福成),泛指中国有史以来政制、道统者有之(如邵作舟),明指“五帝三王”和“汉唐及明”之“圣教”而有意略掉秦制者有之(如张之洞)。“西用”所指也不尽相同,或者专指器物、科技,或者并指器物、科技和制度文化实用的外沿部分,例如“法制”和教育、科举体制等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位于文化的表层、中层和深层,“中体”与“西用”正好各占一半。这表明第一度文化变革未能触及中国制度文化的内核和思想文化。冯天瑜所下判断是比较准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全变,坚持《易传》的变易与不易的统一,认定文化的某些层面(如器物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某些外沿部分)是可以变,必须变的,某些层面(如伦常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核心部分)则不可变,不应当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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