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2）主办者蒙哥眼中的宗教争论 在哈喇和林的包括道佛论战在内的宗教争论始终是蒙哥皇帝主持的。因此，以下将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以中村、松川1993年介绍的少林寺圣旨碑第一截为线索，从主办者蒙哥的角度出发，对这次宗教争论作一重新评价。本圣旨是在争论前夕的1253年12月7日下达给在道佛争论中通常作为佛教一方的中心而存在的少林寺长老福裕的，它以回鹘字蒙古文与白话体汉文合璧，下旨者为蒙哥。正文及语句解释详见中村、松川文，为回顾其内容，这里仅列书面总译，数字所示为行数： ①秃鲁黑台不花两个，②传奉蒙哥汗的口头的吩咐道与（uguleju ogtugei）少林长老（seulim canglau），③“俺与你都僧省（Tu singsing）名字去也则，不是管汉地（jauqud）的④和尚（toyid）不拣畏兀儿西番河西⑤但是来底和尚每都管底上头换都⑥僧省。不拣那里来底呵，⑦咱每根底来的不合来底都僧省长老识者，⑧合来底都僧省长老与文书者。哈喇⑨和林里有底和尚每俺每根底提名字唤着呵⑩教来者。不唤呵休教来者。(11)依着释迦牟尼（Sagimuni）佛法里和尚每根底管着，管不得呵都(12)僧省名字要做甚么。”(13)圣旨也了。(14)牛儿年，冬腊月(15)初七日开。 前引蒙哥圣旨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③—⑥）再次确认了曾令福裕管辖哈喇和林所有佛僧的事实。如中村、松川文所示，在前引裕公之碑中，前半部分记述的是贵由时代的1248年或1249年以后的情况[(32)]。而以现在形所记的后半部分（⑥—⑩），则叙述了再令福裕任蒙哥时代的都僧省，继续管辖哈喇和林全部佛僧的内容。根据本圣旨，完全可以明确从贵由时代到蒙哥时代居于哈喇和林的所有佛僧，无论其出身与教派，完全被置于曹洞宗福裕管辖之下的事实。 如再次看一下该圣旨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到，福裕对应招请者与不应招请者进行了选择，前者给予文书，因而他们可在蒙哥等人面前读其名，招请者与未招请者间的选择即如此进行。但他们究竟被招请到哪里呢？从此后不久即在哈喇和林举行了诸宗教间的教义争论[(33)]，以及蒙哥主办道佛论争时福裕仍如前所确认管辖着和林的佛僧诸点来看，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指教义争论的场所。如果是这样的话，少林寺圣旨碑的第一截即可理解为蒙哥委派福裕选择与管理佛教方面的参加者以进行争论准备的命令文书[(34)]。据鲁布鲁克的《旅行记》，蒙哥对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僧同样下达了进行争论准备的命令，其内容与圣旨碑第一截一致，因而应该被看作这是蒙哥对参加争论的各宗教的领袖一视同仁地发出的命令。 在与基督教的争论中“败北”的佛教，在与佛教的争论中“败北”的全真教，而又在与（西藏）佛教的争论中“败北”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事后在哈喇和林遭受冷遇，反之胜者受到优遇之类的事实均难以确认。那么，蒙哥果真是出于想知道各宗教教义孰优孰劣这样的宗教动机才举行争论吗？反观之，鲁布鲁克与对其来说纯属异端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一同参加争论应是毫无意义的。而从少林寺圣旨碑第一截来看，亦可认为噶玛拔希被置于曹洞宗的福裕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各宗教内部所存在的教派间教义内容的差别此时已不成其为问题，或许可以说，蒙哥是想通过宗教论战，在各宗教中任命一位超越教派的领袖，进而间接地掌握各种宗教。而争论对于由各宗教的领袖招集起来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让领袖者对自己有深刻认识的场合。 三、第三次道佛争论的政治与宗教的意义 （1）忽必烈与全真教教团 1251年蒙哥即位的同时，忽必烈被委以汉地军政诸事[(35)]，遂开府开平，并以此为据点展开活动。有关当时忽必烈地位的确认，如《至元辩伪录》所示，从散见的与其有关的记载中，的确可以窥斑见豹。例如，在第一次争论后全真教方面不履行蒙哥之圣旨之时，佛教方面即首先诉诸忽必烈（卷三，七六九页下）。全真教给佛教造成的实际损害不仅在蒙古，而且在华北也屡屡发生，因而向当地最大的实力人物忽必烈控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换言之，佛教与全真教的争执就发生在其肘腋，因而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切实的问题。这正是忽必烈在开平府主办第三次道佛争论的关键原因。 元代编纂的大都地区的地方志《析津志》虽早已散逸，但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收集其它书籍中所引用的佚文，出版了《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其中学校条收录了四则合刻于1249年所立燕京孔子庙碑中的发令文。其中以蒙文直译体白话汉文所记之1233年6月9日窝阔台的圣旨，由于《析津志辑佚》的刊行才首次得知其存在。该圣旨是为命蒙古必赤（书记官）之子18人于燕京孔子庙学习汉语，而下达给蒙古为统治华北而设置的燕京政府之政要的，同时还命从燕京官人的子弟中选出22名优秀者对其进行蒙语教育。窝阔台认为培养精通两种语言的书记官是非常必要的。高桥文治《太宗窝阔台癸巳年皇帝圣旨译注》（《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二十五，1991年）一文，主要从汉语中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本圣旨进行了译注，其分析对象涉及到了学校条的全部。为丰富其关联史料，该文还论及了从窝阔台时代至蒙哥时代前后全真教在华北行政中的作用及忽必烈对其的态度。下面将在高桥文的引导下，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第三次道佛争论，并对此加以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