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元代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原中国佛教以外的西藏佛教的传入及其受到蒙古皇族的极力尊崇而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蒙哥在位时先后三次举行的所谓道佛争论[①]，作为道教与佛教的最后对抗，以及佛教取代全真教而兴盛起来的一大契机受到人们的注意。全真教乃兴起于金代，在受到成吉思汗礼遇后而兴旺起来的新兴的道教教派。 此前，关于道佛争论的研究，大多主要是依据汉文史料，从宗教史的观点出发来进行的。岩井大慧《关于元初帝室与禅僧的关系》（上、下，《东洋学报》1921，1922）一文，论述了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时代蒙古与华北最大的佛教势力禅宗高僧间的关系。如果以道佛争论为中心对该论文加以重新评价的话，则是从此前的历史开始进行了详细论证的研究。另一方面，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大谷大学研究年报》二，1943年）一文，将焦点对准争论本身，揭示出佛教方面的核心是曹洞宗，并将由于曹洞宗与全真教间的教团势力的角逐而爆发的教派扩张作为防卫战的一环而加以论证。这类研究均基于以释祥迈所撰之《至元辩伪录》五卷（《大正新修大藏经》2036）为首的佛教方面的史料。然而事实上作为论战当事者的道教方面的史料却完全没有涉及。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年，北平辅仁大学）一文，即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特别是在第三次争论中告负的17位道士剃发为僧的记载，纯属佛教方面的捏造。洼德忠《蒙古朝的道教与佛教——以两教的争论为中心》及同书《蒙古朝佛道争论序说》（平河出版社，1992）等论著，从该问题的正面入手，详细地论证了记载着争论结果尤其是佛教方面取胜的《至元辩伪录》一书，存在着地名的误记、前后矛盾等诸多内容问题，但并未全盘否定该书内容，反如高雄义坚《元代道佛二教的盛衰》（《东方宗教》十一，1956）一文一样，批评了陈氏的观点，认为争论与道士的剃发为僧实际上都发生了[②]。 虽然人们以前都将三次争论总括起来对待，但就其主办者、主办地及规模而言，其间应有一条界线。蒙哥皇帝举办的前两次争论都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喇和林举行，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人对一人的论战。与此相反，第三次争论则由皇弟忽必烈在其居地开平府（后上都）举办，召集总计700余人参战（1258年），而且在1260年忽必烈继蒙哥之后登上皇位的同时，还将佛教界的最高位置赋于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此后这一位置始终为历代萨迦派高僧所占据[③]。八思巴在忽必烈主办的第三次道佛争论中首次正式亮相这一点，虽理应视为探究以后的元代佛教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该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却几乎至今未被人们认识。进而言之，有关大概至今被认为是唯一依据的《至元辩伪录》的史料价值，亦存有诸多的疑问。 一、关于道佛论战的概要与《至元辩伪录》的史料价值 《至元辩伪录》中收录了蒙哥与忽必烈下令对道佛争论后进行善后处理的五道敕文，该文以蒙古语直译体汉语白话文记录，这里按年代顺序逐一列举如下[④]： 1）乙卯年（1255年）九月二十九日蒙哥的圣旨（卷五，七六九页中—下）； 2）至元戊午年（1258年）七月十一日忽必烈的令旨（卷二，七六五页中）； 3）戊午年（1258年）七月十一日忽必烈的圣旨（卷四，七七二页中）； 4）鸡儿年（辛酉中统二年，1261）六月二十八日忽必烈的圣旨（卷二，七六五页上—中）； 5）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二十日忽必烈的圣旨（卷二，七六四页中——七六五页上）。 蒙古皇族们发出的命令被以各种各样的文字、语言记录下来，以文书原件、碑刻或者收入典籍等形式传存至今，其数达数百之多[⑤]。近年来，杉山正明、高桥文治两氏认为，忽必烈以后用八思巴字蒙文及其直译体汉文记录下来的发令文，在文体、用语、内容诸方面已明显定型，与以前的发令文相较，应划一条界线[⑥]。笔者与松川节于1993年对新发现的少林寺圣旨碑所刻四则蒙汉合璧的圣旨进行分析后，举出具体例证加强了这一论点。由于②、④、⑤是当时的三道新发令文，所以顺序收入卷二与卷末，同时也作为与撰者祥迈下文所引用的①、③不同的发令文的原型而保留下来。因此，本节首先尽可能忠实地根据《至元辩伪录》的记载，揭示出道佛争论的概要，其次将对与五道发令文尤其是②、④、⑤相关的重要语句的格式进行探讨。由于篇幅所限，各发令文的移录、翻译均不予进行。 首先，最初的争论发端于全真教教主李志常刊行《老子八十一化图》，并图谋向朝廷近臣散发，以求传播。此时，赴哈喇和林的曹洞宗高僧少林长老福裕认为此举乃对佛门之诽谤，遂向皇帝蒙哥申诉。1255年8月，蒙哥将福裕与李志常召至万安阁，在其面前举行了一对一的争论[⑦]，此即所谓第一次争论。福裕控诉了全真教在李志常的指挥下夺占佛寺、破坏佛像等行为[⑧]。此次争论以福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结束。翌月圣旨①发出，命令将以《老子八十一化图》为首的伪经及其木版悉数交出，停造老子像并修复、归还佛像等。此外，蒙哥还发出圣旨，命将全真教非法占据的482所寺院中的37所归还佛教一方[⑨]。圣旨①指明当时处于佛教界最高位置的那摩[⑩]为执行该圣旨的最终负责人。因此那摩恃蒙哥之圣旨，谋求寺院之归还，然而全真教方面却并不依从。1256年5月，他与福裕、至温[(11)]等一同赴哈喇和林等待李志常等人，准备进行第二次论战。双方定于昔剌行宫（Sira ordo[(12)]）蒙哥面前再度唇枪舌剑，但李志常未准时进宫[(13)]，蒙哥遂判道士失败。此后，蒙哥欲借众皇族齐集大行封赏之机[(14)]，再次举行论战，但由于冬天临近，道士方面未必能到场而作罢，蒙哥不得已于同年九月将佛僧遣还燕京[(15)]，结果第二次论战遂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