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率部属降齐的大将郦琼，入金后曾与人分析时局说：“每见元帅国王（指宗弼——笔者注）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①] 郦琼之论，从当时中国南、北对立双方官僚的士气、心理状态入手，揭示了民族性格上的差异，阐发了南、北方之间优劣的比较，颇为中的之论。他大约也道出了当时许多降金将领、臣僚的共同心声，也基本道出了当时南、北方两种文化体制之间，在“形”与“质”上的迥然有异的差别。 那么，当时呈现的中国南北方之间颇有差别的文化，各自具有怎样的发展内涵，是怎样形成的，易言之，其发展趋势如何？本文试图依据当时的史事与实际情况，从宏观上把握当时南北方文化发展的时代脉膊，并祈方家不吝赐教。 一 公元12世纪初，当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在1125年、1127年先后灭亡辽和北宋后，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自10世纪初以来，由辽宋双方苦心经营、共同维持了百余年的南北对峙分立的政治格局，在金朝政权的强大武力打击下，彻底瓦解了。因此，当时无论是辽国的遗族，还是宋朝的亡臣，都力图根据自己切身的政治体验，来判明格局变换后的发展前景，以便为自身利益及处身于其中的政治集团利益寻求一个可靠的寄托，谋求政治上的保障和继续发展的前景。 就辽朝的亡族而言，萧海里、耶律余睹等人，最初以不满意辽天祚朝的政治现状而投入女真之中，并积极指引女真军队攻掠辽朝的州县和人口；及辽朝被灭亡以后，余睹发觉自己想借女真力量来拥立晋王的设想难以实现时，便积极策划起兵反金以恢复辽朝的故土和宗室的权力[②]；直到金海陵王时，犹有萧裕、耶律朗等亡族，策划拥立天祚之孙，来恢复大辽帝国的统治[③]；但，这些均未能成功。于是发生了金海陵王末年时的大规模的契丹撒八之乱，目的也是想恢复辽朝的统治，当起义受挫后，撒八遂决意率契丹遗众脱离金国，西投大石[④]。契丹亡族，在入金之后，复国的企图始终未能泯灭，直至金亡，仍此起彼伏。 同时，当辽天祚帝被俘之后，大漠以北又同时出现了两个亡辽遗族建立的政权，一以天祚之子梁王雅里为首，活动于“沙岭”之地，建元神历，大约维持了10余年的统治，及雅里死后，其政权遂不知所终，大约是受到金人的压力，而被迫远徙，融入了当地的游牧部落集团之中。这个政权存在的时期，基本上沿用和承袭了辽朝的文化体制，史称雅里“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⑤]。而其所统治的人口，大都是接受中原影响较少的乌古、迭烈诸游牧部族，所以建国伊始，便丧失了统治的基础。而另一以耶律大石为首建立的西辽政权，则是大石在与天祚分背之后，转入漠北草原地区，追述祖制，获得了诸部的支持，并逐渐转徙抵达中亚草原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现知其国家机构中仍沿用了南北面官体制和“属国属部制”等“祖制”，并将中原文化输入中亚地区，最终又与当地的各族人口融为一体，并将辽朝的文化体制远被中亚各国。 而1125年当金兵直抵汴京城下之际，徽宗禅位于钦宗，在群臣朝议强烈要求制裁造祸主谋的呼声中，钦宗遂对王黼、童贯、赵良嗣等及前朝诸执政大臣进行了严厉制裁，同时，也严格约束宗泽等主战派力量。于是，将北宋朝廷的政治态度，首先自徽宗时“不顾盟好”的立场转变到卑躬屈膝、忍辱求和的方面，并再变到拾起“存亡继绝策”的态度上来，这是一种求和不成被迫开战的消极态度。自北宋从金人手中赎回燕山后，便屡遣间使北上，欲与金约和；钦宗即位后，更因间使欲与入金的辽之旧臣、遗族相约，共图金人，以恢复辽宋故局，由于行事不谨，而屡次激怒金人，结果“宋少帝（即钦宗）诱萧仲恭贻书余睹，以兴复辽社稷以动之”，萧仲恭献书于宗翰，这样又给金人败盟的口实，“宗翰、宗望复伐宋，执二帝以归”[⑥]。 北宋灭亡后，金人尚无力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遂于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别择宋臣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大楚，以统治宋之故土人民。而张邦昌在中原亦不敢以帝号自居，遂上书劝进康王赵构于归德；赵构即位，首诛邦昌。其后，“遣王师正举表，密以书招诱契丹、汉人”，结果又被宗翰截获，于是金太宗“下诏伐康王”[⑦]。1129年，赵构遂南逃扬州，中原之地遂为金有。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人又立宋降臣刘豫为大齐皇帝，总治中原事。此时，也正是康王赵构建立的偏安政权与金人“解仇仪和”的开始阶段。当时南宋宰臣秦桧建言于赵构曰：“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⑧]，即倡言以黄河为界，其北归金，其南归宋。从此，南宋政权遂积极致力于打击控制河南的刘豫集团，为实现金宋和盟创造条件。终于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朝废齐国，以河南、陕西地归宋。但不久，金兵统帅宗弼又统兵南下，尽复河南陕西之地，从此金宋双方又开战端。至金熙宗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宋之间始成盟约，“约以画淮水为界”[⑨]。 至是，自辽宋末年以来，南北之间变换不定的政治局势，才重又稳定下来，形成金与南宋之间以淮水为界的南北对峙的新格局。这样，自金太祖1113年起兵抗辽，至1141年金宋定盟，中国南北大地先后经历了30年的铁血相争的过程，最终打破了一种旧的政治格局，而建立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北南对峙的新局面。 应当说，当辽宋之际的政治格局一旦破灭之后，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触动。首先，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秩序——金朝，毫无保留地囊括了契丹辽朝的旧有版图，同时又攘取了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以后又过渡为金朝的统治重心。其次，作为辽朝政权和北宋政权的文化体制的延续，其残余势力都纷纷呈现了大规模的退缩趋势。作为辽朝的延续，雅里的后辽与大石的西辽政权，在保有辽朝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前提下，已分别后撤至远离辽朝统治中心的漠北草原和中亚草原地带；而作为北宋政权的延续，南宋政权在保留了各项祖宗旧制的前提下，已退出中原而偏安江南。在这种形势下，生活于辽、宋故地的大部分人口和脱离辽宋故地的一小部分人口，都程度不同的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同时，也经历着异族文化侵入和同异族文化相融的痛苦的历程，像契丹故族被编成“猛安谋克制”，汉族被施以“剃发令”，这些严格的强制同化措施，客观上无不激起彼此双方在社会观念方面的巨大变革。这一切，无不猛烈地撞击着当时辽宋故国所有区域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刺激着辽宋故国内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地主阶级士人，面对金朝和辽、宋的孑遗，进行重新的分化组合。这种组合过程完毕之时，就是南北方政治局面的重归稳定之日。所以，金朝政权能够叱咤一时，或多或少的也是借助了辽宋集团内部分化的政治风云，经历了30余年的过渡阶段，才奠定了大金帝国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这过渡时期的前后，客观上却最终演变为自发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的效果，伴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有金一代历史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继承了辽朝多源汇聚的社会文化内蕴，并继续将之推向成熟一体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