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宗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①]这一变革，也就决定了封建宗族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历史性变化。“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不但是广泛和深远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略加探讨，以期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有所裨益。 一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 （一）政治职能。 宗族组织是封建统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封建统治者之所以竭力倡导、支持宗族组织的发展，原因就在于它对封建统治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北宋人刘敞认为，宗族组织是老百姓自己治理自己的最佳组织，它可以使封建统治者收到治理天下“结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罚，不为而治”[②]的社会效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愈是封闭，愈是高度专制主义，它对自然共同体的辅助统治的依赖性就愈强。在古代中国，宗族是最重要的自然共同体。就宋代“敬宗收族”宗族组织的发展情况而论，它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政治职能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持族内封建秩序，平息族众的反封建行为。首先，宗族组织以各种手段劝戒族众遵守封建国法。宗族总是将其成员的违法犯罪看作门户的最大耻辱，因而“遵守国法”也就成了对族众的首要要求。井研富族青阳简为书遗训他的后代：“公法不可不畏，租赋不可不时。”[③]苏州范氏“义庄规矩”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况，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弟玷辱门户者之戒。”[④]郑至道在告戒子孙时说：“所谓教者，非徒诵读之谓也。大要使之识道理，顾廉耻，不作非法，不犯非礼，以尽人道而已。”[⑤]正是在宗族组织的劝戒下，封建国法得以很好地发挥其威摄作用。其次，宗族内的行为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族众的制约是封建秩序稳定的基础。宗族是道德舆论的主体，成员之间“有善相告，有过相规”[⑥]。宗族组织越强，宗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越密切，这种道德舆论的作用也就越大。它对人们反封建意志和行为的控制是积极的。再加上宗族法和宗族礼仪的控制，使得当时人们反封建的意志和行为基本上被平息在宗族内部。 第二，裁判族内民事纠纷，维护封建财产继承关系。在宋代乡村，一般的民事纠纷“多不之官府”，而是在族内通过族长、尊长裁判解决。这种解决办法甚至超出宗族的范围，乡党亦是如此。如吉州安福县王希淮宗族，“长者性笃厚，每一言一行，乡人取以为法，族里有争，率有直焉，得一言无不悦服者。”[⑦]衡州衡阳县人胡晏，“性资孝友，乡里慕之，有争讼不到公庭，多往质焉。”[⑧]永嘉陈敦化，“乡闾信服其谊，争讼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时解散。”[⑨]井研青阳简，“好读律，能通法意，乡邻讼者多决于君。”[⑩]这些具有宗族、乡里民事纠纷裁判权的人，除具有族长、尊长的身份外，一般都属于乡村中的士绅阶层。他们识文达“理”，在宗族、乡党中德高望重。 除了通过裁判民事纠纷，宗族对封建财产关系的维护还集中表现在以下两点上：一是族长、尊长是析产分家的主持人和公证人。《名公书判清明集》在处理家庭财产的案例中留下了诸多这样的记载： 唤集谭氏族长，将谭念华所管田业及将李子钦姓名买置者，并照条作诸子均分。[(11)]呼集黄氏族长，将黄廷吉分产，从公作两分均分。[(12)] 在官府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可见，平时析产分家的主持权和公证权自然由族长、尊长承担。 二是族长、尊长具有一定的立继权。在宗法社会中，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总是绾连在一起的。凡承继香火者必定享有继承财产的权力。按照宋代的立继之法，族长、尊长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立继权的。诚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长。”[(13)]“凡立继之事，出于尊长本心，房长公议，不得已而为人后可也。”[(14)]“立嗣合从祖父母、父母之命，若一家尽绝，则从亲族尊长之意。”[(15)]“立继由族长，为其皆无亲人也。”[(16)]“王圣沐者，号称族长，握继立之权。”[(17)]族长、房长们利用他们握有的立继权，自然较多地从宗族利益出发，将继嗣者严格地限制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内。 第三，督促赋税的交纳。马克思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18)]宗族组织为了向封建国家表示他们的“忠义”，总是将赋税的交纳作为族众的重要职责来督促。甚至还设专人来负责此事。如江州陈氏，“立庄长以督赋租”[(19)]。张椿，“身率宗族，公租及时先输。”[(20)]“义居二十余世”的永乐姚乐，“税赋不待催驱，未尝以讼至县庭。”[(21)]《袁氏世范》在《治家》卷中也谆谆地告诫后人：“凡有家产，必有税赋，须是先截留输纳之资。却将赢余分给日用，岁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输纳之资。”“纳税虽有省限，须先纳为安。”正是在宗族组织对赋税的督促下，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才能顺利进行。即使在“遭时多故，县官倚办于民者几倍常赋”的情况下，宗族主持人也能“调度有方，从容赡给”[(22)]。至于义田、祭田、义学田等族产，更是将赋税的交纳放在重要位置。金华吕氏族产明确规定：“每遇夏秋税起催日，先期输纳。”[(23)] 第四，与封建基层行政组织结合，部分地承担乡村行政职能。宋代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为里甲制，负责人主要为里正、户长。淳化五年（994）曾规定里正差乡村第一等户轮充，户长差乡村第二等户轮充。以后虽有所变化，但都是差富实有力之家。而这些人往往又是族权的掌握者。这样以来，基层政权就可以充分利用宗族这一组织形式，而更加有效地去发挥它的各项行政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