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近百年来对金史研究经历了不断认识、开阔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1949年的五十年间，是由传统的封建史学转向为近代史学研究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的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的十五年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中，金史研究呈现腾跃的时期。在前两个阶段虽也曾发生不同的变化，但就对金史本身来说，还没有真正取得断代史应有的地位，对金史的研究还是忽视的，不是“三史兼治，相得益彰”，相反的犹存偏狭之见，斥金史为不足观。最后一个阶段，金史才真正走上研究的轨道，其变化之大，难以想像。 一 对金史的研究和著作，严格地讲首先是从我国古代学者开始的。在1900年以前对金史研究一直没有最后摆脱封建史学窠臼。第一个立志于研究和编写金史的是金末大文豪元好问，由他所提出的全国为“中州一体”的思想是跨时代的，文史兼优，为一代之宗工。他晚年为撰写金史曾广泛搜集资料，筑野史亭，为撰写金史积累了大量资料。他把诗、文、小说同写史、存史、论史结合起来，在《中州集》、《遗山集》和《续夷坚志》里都存有珍贵的金代史料，是金史研究和著述的先导者。元修《金史》，不仅为研究金史提供了最基本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定《金史》与《辽史》、《宋史》“各为正统”，是对传统的“华夷正闰观”的重大纠正，开后来对金史研究的一条思想通路，对金史研究是重视还是轻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明朝虽然也提倡“华夷无间”，但对少数民族的问题，犹有坚持“华夷正闰”的陈腐观念，除微不足道的《金小史》问世外，几无所进展。清朝奉行“满汉一体”的新观念，史学研究力图在纠正旧观念中发展，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则一矫旧作详宋而略辽、金之弊；杭世骏仿厉鹗撰《辽史拾遗》之例撰《金史补》，其宗旨也在于病对辽金史的阙如而立意为之。清对金史的研究于是达到一个新起点，其中可数者有李有棠、万斯同、钱大昕、赵翼、施国祁、杭世骏、张金吾、卢文弨等，而以李有棠的《金史纪事本末》（自成一体，并附考异）、施国祁的《金史详校》、钱大昕与万斯同所作的考证为著。清朝对金史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史料编纂、整理、订正、考异、补遗、评议诸方面，这与清朝治学之盛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清朝不分华夷为一体的民族思想和对金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由于社会环境和民族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华夷正闰观”的批判与纠正，推动了对金史的研究，为近百年来对金史的研究开创了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开端与基础。 清朝是在考据学和金石学的兴盛中推动了对金史的研究。到二十世纪初，对金史研究始被纳入近代史学研究的轨道。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奠基者：一是梁启超用进化论的理论思想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二是王国维在早年和中年曾经两赴日本留学，受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特别是受叔本华和歌德思想的影响，把考据学应用于对历史的研究，提出考古发掘地下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便从体系上打破了封建史学，为史学研究另辟一条新路。近代史学并未排除对考据学、金石学的传统史学应用。从二十世纪初始，金史研究明显地是沿着这条路发展着的。用近代西方史学的方法研究金代社会，是从文化领域的院本、诗派、文圃开始。1923年到1927年间，有冯式权的《两宋同辽的杂剧及金元院本的结构考》、王礼培的《论金元两代诗派》、许文玉的《金源的文圃》，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船山学报》和《小说月报》。王国维于1926年和1927年，发表了《金界壕考》、《辽金时蒙古考》。从1923年到1930年研究女真书碑的主要是罗福成，有《宴台金源女真书碑考》（《国学集刊》）、《女真书碑考释》（《支那学》）等。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金史研究朝着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研究的范围已包括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女真及其文字、文学艺术、戏曲、历史地理、宋金关系、民族关系以及考古等。此间，金毓黻从国学大师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的影响，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陈述发表了《金代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及对乣军的研究等。朱希祖有《伪齐校补》一册、《伪楚辑补自序》、《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著有《金朝史》（1945年版）。毛汶发表的文章最多，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1935）。此期间，研究金史的人渐多，但能专门致力于金史或以金史为主而兼治他史者甚鲜。对金史研究尚缺乏系统和连续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很少有对金史研究方面的论述。 二 全国解放后，从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从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治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所代替，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考据学和金石学的治史传统。这个时期对金史的研究，同当时史学界争论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农民战争，研究民族关系与融合等问题有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直接影响了对金朝社会经济、社会性质及其封建化的研究。华山、王赓唐的《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6），从女真族经济的发展，探讨女真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形成的历史，认为女真族社会同俄国走的道路相近似，由原始社会制过渡到封建制。漆侠的《女真建国初的社会状况》（《教学理论与现实》1958.1），更进而探讨了女真建国初期社会发展的状况。王永祥、孙占文根据黑龙江阿城五道岭铁矿和冶铁遗址的考古发现，对女真族建国前冶铁进行了研究。张博泉的《金代奴婢问题的研究》（《史学月刊》1965.9），研究了金代奴隶的来源、数量，论述了奴隶在女真族社会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认为女真族到章宗时才最后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金代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租佃关系》（《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4），提出金初黄河流域因战争出现经济破坏之后，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超过战前发展的水平，在金朝同样存在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朱大昀的《有关金代女真人的生产、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58.2）、郭人民的《金朝兴亡与农业生产关系——论猛安谋克在金朝兴亡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57.3），研究了女真族的社会经济与上层建筑以及金朝兴亡的问题。岑家梧的《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研究》1979.2），从经济性的要素领会金朝社会，研究由于与汉族等接触而带来的经济文化的关系问题。张博泉的《论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文史哲》1963.1）、《论完颜亶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斗争》（《理论学习》1778.4）等，接触到了猛安谋克制度的本质和金熙宗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性质。对金朝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和战争以及民族矛盾与斗争的研究，主要有华山的《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文哲学》1956.11）、钱君铧《试论红袄军的反金抗金斗争》（《天津师大学报》1960.1）、沈起炜著有《红袄军》（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对宋金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宋方面研究宋金和战与两宋军民抗金问题，主要有邓广铭的《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2）、赖家度等的《北方忠义军和岳飞的北伐》、赵俪生的《靖康建炎间各种民族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11）、张家驹的《宋代的两淮山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上海师院学报》1960.1）等。到1964年后，以宋金战争为题更提高到侵略和反侵略、卖国与爱国、民族投降与抗战上来研究。对女真文字的研究有金光平、金启孮等，金氏父子对女真文字的研究此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指明了女真大小字与契丹大小字的关系以及女真大小字源于契丹大小字的问题。在这个时期由于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医遗产和考古学的新发现，对金代医学和考古的研究取得重要的成果，显示了金史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发展来共同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