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评估尤其是政策绩效评估工作目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我国尚没有设立相对独立的政策评估机构，或明确规定哪些部门承担政策评估的职能，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一些政策评估工作的组织，比如我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内设的政策研究部门，从功能设置上说更多是有关决策部门的附属机构或参谋机构，存在政策研究、制定、评估等角色合一的问题，不利于对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独立的评估和考量。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家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从审计机关职能、审计工作定位、审计工作程序方法、审计人员技能等角度，审计机关基本具备开展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条件，能以相对独立的身份和地位、通过开展相关审计工作，对公共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分析和评估。与此同时，从审计事业的发展规律看，审计工作需要在法律法规框架下，不断推动自身发展，积极调整战略定位，积极拓宽审计领域和深化审计成果，进一步发挥审计职能作用。目前，积极而广泛地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不仅具有理论发展的必然性，现实的紧迫性，也具备了比较强的实践可行性。 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的必然性 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首先是审计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将绩效审计的对象定义为“政策”、“项目”、“组织”和“管理”。政策居于项目、组织、活动之上，事实上，在政策绩效审计之中，可能同时包含了对后三者的审计，因此，它既具有后三者的特点，又具有更大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公共政策绩效审计通过对公共政策的效益、效率和价值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价，不仅有助于为政策延续、改进和终止提供重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政府部门的工作质量和价值导向，最终影响着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向和公共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属于政府审计的最高层次。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审计要发挥预防性和建设性作用，并注重从制度和机制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刘家义审计长的“免疫系统”理论正是适应这一形势而提出的。作为一种基于我国审计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它要求国家审计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需要，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同时，它把提出建设性意见、完善制度、健全体制机制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任务（崔孟修，2008）。而国家审计要真正发挥其对国家经济运行的“免疫”作用，就必须首先从政策层面加以关注和考察，促进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刘寰，2009）。 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也是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曾经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式。这种转变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变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陈振明，2000）。这种转变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深刻影响。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及实践模式近年来越来越不适应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要求，其基本理论、假定、原则或信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通过体制的创新改变政府职能，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改善政府绩效，通过增强政府公务员的“管理”和“服务”意识，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同时注意研究借鉴当代工商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管理经验、原则、方法和技术。在新的理论范式下，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以“3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追求目标，而这一点正契合了绩效审计的主要目标。当前，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相同的国际背景，而且正处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我国政府职能及运行的转变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绩效审计既是新的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必然要求，反过来也有助于促进政府运行方式的转变。作为政府决策的产物，政策以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诉求和行为对象，本质上是关于社会资源的权威分配形式。在倡导治理和公民参与的今天，首先是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同时作为一种比较广泛的行为规范，公共政策的实施通常具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后果，影响着相关群体的行为。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在关注对某项政策的正面实施效应的同时，也关注所谓“政府失灵”的问题，即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导致的价格寻租以及市场公正性的破坏（王瑞祥，2003）。相对于其他于绩效审计方式，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在改进政府管理模式上具有更为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在强调绩效标准、效率标准、效能标准、效益标准等事实标准的同时，更强调了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它不仅适合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基本国情，更顺应了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审计与评估的首要标准（郭渐强，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