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靼的族属，最早提到它的是北宋初的宋白。《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胡注引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稍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达靼》中说：“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当唐末，以名见中国。”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中也记：“达靼本靺鞨之别部也，居于阴山。”上引三大家，于达靼族属，言之凿凿。宋、元诸家，例多从之。方勺《泊宅篇》卷一○引富弼语，直谓“黑水达靼”。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达靼者之先与女真同种，盖皆靺鞨之后也。其国在元魏、齐、周之时称勿吉，至隋称靺鞨。其地直长安东北六千里，东濒海。离为数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丽，唐灭高丽，其遗人并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后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遗种也。其居阴山者，自唐末、五代常通中国。”〔1〕《两朝纲目录要》〔2〕、《大金国志》行文皆同。王应麟的《玉海》、李攸的《宋朝事实》、黄震《古今纪要逸编》、郑所南《心史》、梁寅《石门集》皆称其本靺鞨部。熟谙东北夷情的洪迈也同意宋白的“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的说法，说：“蕃语以华言译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语转而为捐笃、身毒；秃发语转而为吐蕃。达靼乃靺鞨也。”〔3〕所有这些说法，矛盾、桎碍之点甚多，已难于取证，然其基本点达靼出靺鞨，则除赵珙之外，均无异词〔4〕。 晚近的史家对千年以前，以宋白、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达靼出靺鞨说”则采取了根本的否定。较早之吴廷燮就倡阻卜、鞑靼恐悉室韦之种类。日本的岩佑氏、我国的王静如都认为九姓鞑靼殆即九姓室韦。方壮猷认为达靼即柔然之大檀，突厥灭柔然，柔然余众奔室韦，两部混合，其自称曰室韦；然突厥人“对之则或称之为大檀室韦（即大室韦），或仍单称之曰大檀。音讹而为檀檀，又讹而为达怛”〔5〕。岑仲勉晚年的著作与上引诸家的结论有同有不同，认为“达靼”一词，语源于突厥语的tāt，犹“突厥地方所包含之外族”。故同名达怛者，如果其冠称不同，即不定为同种。他认为三十姓鞑靼才是指室韦。至若九姓鞑靼，“原与沙陀有种落关系”，殆为突厥种。岑仲勉明指《新五代史》“显误混靺鞨与西边之达旦为一部”，又责其臆改宋白之文。对宋白的说法也从初起地、种族、徙阴山、名称四点进行了驳斥〔6〕。亦邻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7〕中指达怛是靺鞨说是“常识所不容”。他认为：“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起来使用，称为室韦——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在叙述蒙古的族源时，就是接受“室韦——达怛人”这一创说立论的。 我从开始研究蒙古史时起，对于鞑靼的族属问题，也一直犹疑难决。宋白的说法，确是疑点很多，它的原来居地究竟是东北方哪里？什么时候、取什么路线而远徙于阴山？这个靺鞨分部的原来的名字是什么？怎么样因“语讹”而被称为达靼？这些恐怕都是无文献可征，将永远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然而，关于达靼是靺鞨这一基本点，似乎又不可能简单予以否定。理由至少可举出以下三点。 首先是关于作者宋白的问题。宋白，《宋史·文苑》有传〔8〕，字太素，大名人，生当后唐亡国之年（935年），死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享年七十七。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举进士第， 累官礼部侍郎、修国史，户部侍郎兼秘书监，吏部侍郎、判昭文馆，刑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曾预修《太宗实录》，又与李昉同纂《文苑英华》。史称其“学问宏博”，“聚书数万卷，图画亦多奇古者”。“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唐贤编集遗落者，白多缵缀之。”所著有文集百卷、《续通典》二百卷〔9〕，皆佚。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大量引用宋说，有关达靼的这段论述，很可能就是从他的《续通典》中摘引而来。可证宋白其人，并非俗儒之昧于掌故者，达靼系靺鞨之说，亦当非讹传耳食之游谈。岑仲勉指“宋云‘盖靺鞨之部’，乃存疑之言。”“盖”在古文中作传疑之词，但也在原因子句中作发语词使用，有溯源推因之义。细味宋文，此处所表述的正就是这一层意思。 其次，就唐末至宋初所保存的有关达靼活动的资料来看。与一般频年入贡的边部有所不同，达靼部不但先后有过较大规模部众诣边入附，而且曾多次作为一股势力，附从北方的封建军阀，角逐中原。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起义，返师河南。唐政府以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进讨。承训奏乞以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遂平之〔10〕。朱邪赤心以功赐姓李，名国昌，拜振武军节度使。僖宗广明元年（880年）， 李国昌和他的儿子李克用为李琢、赫连铎所逼，北走砂碛，依居于达靼部。黄巢攻破长安，僖宗诏赦李国昌，使讨贼自赎。克用于是“募达靼万人”〔11〕，南下太原。嗣后李克用参与平定黄巢，与后梁朱温逐鹿中原，至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其所借之军队主力，一直是由所谓“北边五部之众”〔12〕组成的。五部当即沙陀三部、吐（谷）浑、达靼、契苾、奚。它们当时都被称为“杂虏”，傍塞而居，与汉地原保有密切的联系。这部分达靼人成了后唐的新贵，他们大概留居内地，人数也一定是不少的。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明宗讨王都于定州，王都诱契丹入寇，明宗诏达靼入契丹界以张军势，乃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赐云州生界达靼。这表明后唐与达靼间紧密的役属关系。后晋时期，驻守代北的安重荣在天福六年（941年）杀掉了契丹的使者，并移檄诸道讨石敬瑭，“云与吐谷浑、达靼、契苾同起兵”。然达靼诸军莫之赴，重荣以此失败〔13〕。除此之外，达靼还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入塞。一次是在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云州节度使李敬文奏：达勒首领涝撒于于越族帐先在碛北，去年契丹攻破背阴达勒，因相掩击。涝撒于于越率领步（部）族羊马三万逃遁来降，已到金月南界。”〔14〕另一次是长兴三年（932年），首领颉哥率其族四百余人来附〔15〕。所有这些材料，都说明在从唐末到宋初间，达靼人是曾深入内地，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极密切关系的。因此，当时社会上对他们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处在蒙昧时期的北边部族尚无文字，关于其族属、世次、发源地与迁徙过程等等，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由于语言的隔阂，年岁的久远，乃至于渗杂入神话的成分，使这些传说既无法稽考，也难于相信。但其中族属这一点，却是部人内部，尊崇惟谨；部族之间，也是区别森严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宋初社会上对达靼人的族属，绝不是什么秘闻，至少在中国北方人中，有关达靼军的情况，犹可得之于亲受其威胁的父老。而入居内地的达靼人子孙，也应仍为世人所共知。《旧五代史·晋书》有白奉进者，“父曰达子，世居朔野，以弋猎为事。”我怀疑他便是达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