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源流新证

      一

      研究党项、西夏史，最困难莫过于党项源流问题，这一问题在我的思维中辗转有10余年，至今尚无一完全清楚的眉目。尽管有许多学者对党项族处于支配地位的拓跋氏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研究，但探讨一个民族的族源不能仅以少数统治者及其部族的源流作为整个民族的源流；尽管我们可以提出无数的证据，较为确凿地证明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氏〔1〕，但我们不可以据此断言党项族源出鲜卑。我很早就提出，党项族是一个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鲜卑、汉、羌，回鹘、吐蕃、契丹、突厥、吐浑、沙陀及其他中亚西域民族均有部落融入，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多源多流的大杂烩民族。在党项众多的源流中，必有一个主源，党项族的主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目前党项西夏史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将党项简单地划入羌族的范围之中，认为党项之主源是羌，而其他民族则是后来逐渐融入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正史的《党项传》的记载。《隋书·党项传》称：“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狠，皆自称猕猴种。”《旧唐书·党项传》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旧五代史·党项传》称：“党项，西羌之遗种。”

      其他各种文献基本上均略同于上述记载，无不在党项之后冠以“羌”字，以示党项源出羌族。近代学者治西夏史者接受此说，以党项为羌，王静如先生则进一步认为，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vt”为其复数，故汉族称其为“党项”〔2〕，但是，似乎又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党项不是羌族，因为，在唐宋史学家的文献中，常常将“党项”和“羌”一分为二，相提并论。《旧唐书·吐蕃传》：“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使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唐大诏令集》卷六九《南郊赦》：“天下所有诸色结聚及羌、浑、党项等，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通鉴》卷二二三：“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万众，弥漫数十里，巳自司竹园渡渭”。

      很明显，在这些作者的心目中，党项不是羌。否则就不会一族而二出。党项人也不将自己视为羌。党项人自称为《文海》三三·一四一条载：“羌：此者戌羌也、藏也、羌国人之谓。”特别是在目前各种文献中保留的数百个党项族姓或族名中，鲜卑或鲜卑系统的族姓、族名可以找到许多，而西羌之族姓或族名在现存党项姓氏中却找不到一点痕迹。因此，我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南宋著名姓名氏学专家罗佖曾对党项之族源提出过完全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在《路史》一书中称：“党项，悃之后”。

      后一提法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清代学者周春虽然注意到了这一观点，但却轻率断言，罗佖之说为“伪造不经”之语〔3〕。没有任何根据，随意否定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伪造”，本身就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治学态度。罗佖为南宋人，是与西夏同时并存的人物，且又是专治姓氏学的专家，其言应有所依据，决无去随意“伪造”的理由。“悃”为何人呢？周春言为“黄帝少子”〔4〕，则当为昌意，“悃”则当为昌意之别名。《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

      拓跋鲜卑最早认同至黄帝，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罗佖大概是根据党项族内的拓跋氏是源出拓跋鲜卑，故将党项也归于黄帝后代之类。虽然拓跋鲜卑自称黄帝之苗裔很难找到历史根据，但党项与拓跋鲜卑共同的认同关系却令人深思，使我在认识党项源流问题上，越来越倾向党项源出鲜卑。

      二

      要论证党项源出鲜卑，必须要证明党项发祥地究竟在哪里。

      党项之名，在汉文史籍中最早见于《隋书》。《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的居地是：“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到唐前期，党项居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旧唐书·党项传》称：“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阎立本《西域图》绘党项国的方位是：“吐国（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5〕

      弥罗即弥药，弥药即党项。可见，汉文文献所载党项族的居地就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部之间。但是，这一居地是否是党项族的最早居地呢？不是。党项之名，最早见于隋，但《隋书·党项传》称党项“魏、周之际，数来拢边”。那魏周之时，党项原居地在何处呢？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据藏文《新红史》载，弭药人的先祖“斯乌王”生在凉州与嘎（Cha）地的一座大山中。《贤者喜宴》、《红史》、《西藏王统记》则称此山为“门西山”。“嘎（Cha）”即“夏”字的译音，“嘎地”当指夏州。石泰安先生认为，这座山应该是贺兰山〔6〕。贺兰确为党项人的早期居地。《吴文正公集》卷四二《李世安墓志》：“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新唐书·地理志》载：“夏州北渡乌水，……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百余里至阿颓泉，又经大非苦盐池六十六里至贺兰驿，又经库也干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颓泽。……”此处有“弥鹅泊”，在贺兰驿北，贺兰驿当以贺兰山得名，故知“弥鹅泊”与贺兰山相近。《新唐书·浑传》载：“（浑）释之以朔方都知兵马使为裨将，……（仆固）怀恩巳入，使（张）韶杀释之，收其军。巳而恶韶，……折其胫，囚死弥峨域。”朔方为夏州，此“弥峨城”当在夏州北。《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称，“夏州北又有弥峨城”即指此，但顾氏误记为《唐志》。《太平环宇记》卷三七又载：“（灵州回乐县）北至碛南弥峨川水一千里。”碛南即漠南。灵州北一千里正是贺兰山脉的北端，“弥峨川”在此。南宋苏州文庙有一幅《地理图》，该图在贺兰山左近标有“碛南弥峨州”。唐李荃《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载：“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一十里北抵白亭海、弥峨山，独洛河。”河西节度指凉州，凉州北行有“弥峨山”，以其方位推之，亦应与贺兰山相近。综上所述，弥鹅泊、弥峨城，弥峨川、弥峨州均与贺兰山接近，弥鹅、弥峨、弥娥与弥药，很明显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译法。这么多以“弥药（minak）”命名的地名出现在贺兰山一带，与藏文文献相对应，即可确证，贺兰山是弥药（党项）人的早期居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太平环宇记》卷三六载：“贺兰山在（迥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