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初专卖中心的频繁转移 南宋淮浙钞盐史的序幕，在高宗称帝前已经揭开。《宋史·张悫传》说：“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张悫曾担任计度都转运使。他颇“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宋史·张悫传》）当时另一位发运使梁扬祖也说：“昨来兵马大元帅府”，“印卖东南、北盐钞引。”（《宋会要·食货》32之19）这“兵马大元帅府”，是靖康元年（1126）闰11月在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建置的。第二年正月，移至东平（今山东郓城）；4月，又移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大元帅府卖钞换钱的办法，本来是高宗即位前为应付急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高宗即位以後，在金军追逐下东逃西窜，竟过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於是，这权宜之计，居然变成了惯用的手段。 为了躲避金军的追逐，高宗和孟太后等曾逃经多处——先後至扬州、镇江、建康（江宁）、越州、明州、温州、吉州、杭州等地。这些地方，都一度光荣地被称为“行在”和卖钞中心。其中，除明、温州外，其余六处都作过中央专卖机构——榷货务的设置地。 南宋朝廷的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那是高宗应天府称帝之初；汴梁的金兵虽解围而去，北方的商业交通却仍未恢复。而根据当时发运使及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官梁扬祖的报告，真州恰处於“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於是，由梁扬祖“即真州置司”（《要录》卷17）。这一专卖机构的名称，先为“提领措置真州茶盐司”，後来改作“真州榷货务”（《宋会要·食货》32之20）。真州榷货务建立之际，虽然宣布停止大元帅府印钞卖引，但汴京当初发行的淮浙盐钞，仍继续流通着。这些京钞，无异於新朝廷的一张张债券。为了通过真州卖钞而直接获得较多的现钱，高宗於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六日下令，将淮浙盐场的海盐，分为两半，一半支付给真州钞客，一半支付给持京钞者。其中，每天支发京钞的盐数，不得超过支发真州钞的盐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又规定从七月十五日起，“真州钞止用见钱入纳”。（《宋会要·食货》32之20） 南宋朝廷的第二个专卖中心，设在扬州。建炎元年秋冬，金军大举南侵。宋廷臣僚在迁徙方向上发生争执。争议结果，是右相黄潜善一派得胜；主张西徙抗战的李网，则被罢相。高宗登舟向扬州逃窜。高宗既以扬州为行在，便又让该州通判开始印钞出卖，并根据黄潜善的建议，鼓励商贩淮南钞盐，售往原东北盐销区，条件是每袋添纳二贯，作为“借路钱”（《宋会要·食货》25之31）。扬州离真州极近——“止五十余里，又水陆相通”。（《宋会要·食货》55之25）虽真、扬“两处出卖钞引”，商旅却“尽赴行在，兴贩物货”。真州榷货务的存在，实际上已失去意义。所以，从建炎元年底至次年正月，将真州茶盐司移入扬州置局——“并真州榷货务都茶场於扬州”。（《要录》卷12）其“印卖钞引，并为一司”。不论是真州“已造下”的钞引，抑或是“扬州通判见卖钞引”，都改由扬州新的“行在榷货务”“衮同招诱出卖”（《宋会要·食货》55之25）。 继扬州之後的第三个专卖中心，是建康府——建炎三年（1129）五月前，称为江宁府（今南京市）。这一榷货务的初置时间，是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高宗从瓜州仓猝过江，并以建康作“行在”之际。用当时骗人的官话说，是“近缘巡幸，已降指挥，分立一司，就江宁府召人算请茶盐。”（《宋会要·食货》32之21） 继建康或江宁之後的第四个专卖中心，是越州（今绍兴）。史籍虽未明载越州置务的时间，但金军过江和赵构逃至越州，在建炎三年十月（《要录》卷28）。那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也宣布：“客人愿於行在送纳见钱，或用金银算请钞引者，听。仍令提领司措置受纳，限日下给公据、或合同递榜前去。令杭州本场候到日下算给钞引。”（《宋会要·食货》55之25）这里说的“行在”，已指越州。越州创立“行在榷货务”，上距建康务场的设置，仅晚七个月。商人们手捧盐钞才离江宁，该城已被金军攻破。商人们在越州刚买到新钞，金人的铁骑又赶到越州。建炎四年（1130）正月，高宗逃至明州（今宁波），又一度跨海遁迹，或驻足台、温一带。钞客们也纷然聚向浙东支盐。一时投向温、台州的盐钞，足须那些盐场攒盐两三年才能支够。既然淮浙海盐已陷入兵燹战火之中，而印钞换钱的事，又须臾不可停顿；於是，高宗破例开放闽广钞盐进入淮浙盐区。其办法是，商人们在越州交钱买钞，去广东、福建支盐，贩至江浙荆湖来卖；或者，每袋交纳3贯“通货钱”，办理浙钞的“转廊”手续——“令行在榷货务换给新钞，赴闽广算请”。（《要录》卷31）有时，甚至允许用粮食换钞（《宋会要·食货》26之7）。 继越州之後，第五个专卖中心，是杭州——当时已升作“临安府”。建炎四年四月，金军撤离浙江，渡江北去。高宗从海上返回越、杭，下令将越州行在榷货务的官吏，分一半至临安“置司”（《要录》卷32）；後来又宣布废越州榷货务（《要录》卷36）。但实际上，越州与杭州两个榷货务并存的局面，仍维持了一个时期（《要录》卷48）。 真正取代越州务，又与杭州务并列的专卖中心，是建康。绍兴二年（1132），高宗从越州移驻杭州。宰相吕颐浩与秦桧，准备实行内外分工制。负责军务的左相兼枢相吕颐浩，拟在建康设置江淮荆浙诸军事都督府。於是，下令越州务场，移於建康府置局，并限三天办理结帐和转移等事项（《宋会要·食货》55之26）。建康府，原是南宋第三个专卖中心所在地；如今，又成了与杭州并列的第六个专卖中心。 南宋朝廷的第七个专卖中心，是镇江。绍兴三年（1133）四月，吕颐浩的都督府移往镇江，要求建康的务场，也相应移至镇江置局（《要录》卷64）。但是，镇江驻军纪律不好，钞商的钱财往往被人攘夺。所以，建康残留的务场，照旧“给卖钞引”（《宋会要·职官》27之50）；而且，与镇江、杭州务场相并列，形成三个专卖中心共存的局面。吕颐浩在绍兴三年九月罢相。至绍兴五年（1135），张浚以右相出任都督，希望在真州聚集钱财（《要录》卷87；卷114）。於是，下令将镇江务场的一部分官吏，分到真州“别置务场”，以便在该处专门办理出卖楚州盐钞的业务。“其镇江府务场，依旧存留看管，不得损坏”（《宋会要·食货》55之27）；实际上，与真州务并行卖钞（《宋会要·职官》27之50）。真州原是南宋初第一个榷货务所在地，这时又变成了第八个专卖中心。至此，南宋已出现四个专卖中心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过，真州务似绍兴七年（1137）废罢（《要录》卷114）。所以，继续保留下来的专卖中心，只是杭州（行在）、建康和镇江三处。其中，行在、建康两务，後来又在真州设置卖钞库（《隆庆仪真志》卷3）。直至理宗嘉定年间，真州才又设卖钞司，与三务场并列（《宋会要·食货》28之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