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既不会锦上添花，也不会落井下石” 我们这些人，一生的时间已经走了一大半，一生的经历对人来说很重要。我在审计署的工作风格，跟之前的工作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于1962年考入中央财金学院的金融专业。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审计，大学里更没有这门专业，当时都不知道有“审计”这个词。因“文革”之故，我推迟毕业，1968年7月，被分配到西安的西北财经学院任教。当时学校还没有复课，在闹革命。这个学校并不大，教师一共两百来名，可被批判审查的“牛鬼蛇神”就占了一百一十多名。那时“工宣队”已经进学校，搞专案落实政策。因为我是新来的，什么都没接触过，就被派到专案组工作。 这样，我参加工作一开始就是搞专案、搞调查。配合军宣队、工宣队，以我和学校的一名团委书记为主，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内查外调，发现除一位同志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属实外，其他所有专政对象的所谓历史“罪证”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有的是历史上已有过结论的。我记得有114份专案审查报告都是我们起草的，其中对113名所谓“叛徒”、“特务”等问题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此事引起了一部分造反派的极大不满，但我坚持一定要实事求是。学校有一个老师曾讲过一句话：“我既不会锦上添花，也不会落井下石。”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文革”期间，我从另一个方面接受教育，告诫自己：任何时间都要讲真话，宁可不讲话，也不能讲假话。 十多年“三线”磨砺 1971年，我被调到当时航空工业部的572厂。这是一家“三线”工厂，地处人烟稀少的山沟，正值大规模基本建设，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我在工厂干了12年，会计员、车间支部副书记、车间支部书记、厂政治部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厂长，经历了不少岗位。尤其是厂政治部副主任，我干了六年。宣传教育、思想工作、劳动竞赛、后勤福利，什么都参与过，受到了很大锻炼。在工厂这些年，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培养了自己在以后工作中发挥了优势的良好作风。 “三线”条件之艰苦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我结婚时住的是席棚子，就是老乡厕所旁的牛圈，打扫打扫，支个床就算新居。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要两个甚至三个孩子，但我只要了一个，因为条件太差了，孩子吃奶粉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能请人到苏州、上海买。没有酱油，就从外地买酱油膏，化了以后再吃。生活条件虽然艰难，可大伙儿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席棚子里面闹革命”——连厂房都没有，搭上大席棚子生产。大伙儿白天坚持上班，夜里还要搞基建，一心想的是把“三线”建设搞好。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46块钱，拿了7年，转正后涨到56块。可并不觉得有什么。 在工厂的时候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工作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因为工厂生产军用产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产方面一旦出了纰漏，那就不单单是质量问题，有可能会扩大成政治问题。这种情况下，工作必须非常认真，要努力保证不出差错。还有就是必须说实话。财务造假、工作量造假，最后也都会变成政治错误，而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在那个年代，人的个性被压抑了，但同时也要求人的工作态度必须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不得有任何虚假，更不能弄虚作假。 我在审计署的时候一直强调工作要公开透明，这也是在工厂养成的习惯。无论是做会计员，还是后来当了厂长，不仅工作，包括我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是公开透明的。事实上，想做到不透明也难：大家平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家里有几口人、住几间房子、自己的收入……所有都是公开透明的。甚至你吃的是什么别人也知道，因为邻居的锅台离得很近。记得我们那时基本上吃不到鲜肉，每人每个月只能分到半斤腌肉。有的老乡就偷偷杀猪，偷偷卖肉给我们。我们买猪肉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串联，告诉明天谁家杀猪、几点去，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不然老乡就倒霉了，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肉是这样，至于其他东西，都是由工厂统一从外面拉回来大家平均分。当时很有趣：要吃鱼，家家都吃鱼；要吃橘子，家家都吃橘子；要吃苹果，家家都吃苹果。分房子也是公开的。厂里分房子，将每个工人的工龄、年龄等计算后排好顺序，大家照此去自己挑房子，前面的人不要了后面的人接着挑（我后来到审计署管过分房子，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当时就是这样的半军事化生活，非常公开透明，领导也不能搞特殊。在那个年代，就算有再高的职务，也没有很高的工资收入，没有车子、房子，没有强烈的身份区别感。这是我在工厂十几年的工作环境，也因此影响了我之后一贯的工作作风。 在工厂里我也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严肃地讲真话，不要推卸责任、不怕得罪人。我担任工厂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有一次工厂调整工资，规定只能40％的人调。厂领导想借此考验我，就让我当调整工资办公室主任。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大家公开讲明，我和我爱人坚决不调，并制定了工资调整标准。因为我声明自己不调，工人对我都很服气；另外，哪些情况应该加分，全厂也讨论通过了，于是各单位就按照这个标准上报。这其间，有一个车间的工人气势汹汹地来找我，说他对车间有意见，因为车间没报他。这个人还是厂里的劳动模范。我对他说：“你说错了，车间报了，是我不同意你调。为什么不同意？你多生了孩子。你是党员，如果给你调了，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二话没说就走了，回去跟人讲：李金华这小子是条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