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土地革命。7月，彭德怀等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起义，组成红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红军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斗争。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加强军队建设，在经济上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加强对军费收支的监督。军队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进入萌芽阶段。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进行整编，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审查部队收支，清算伙食数目。红四军成立后，部队在军、团、营、连中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陈毅任军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设主席一人。执委和主席由士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具体办法是：连一级由士兵大会选举五至七人或九人为执委；营以上先组成士兵代表大会，全营按每五人选举一人组成全营士兵代表大会，从中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成执委；全团每十人选举一人组成团代表大会，从中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成执委；全军按三十人或五十人选举一人组成军代表大会，从中选举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组成军执委。营以上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常委，军、团为五人或七人，营为三或五人。军、团常委机关于政治部内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 当时红四军的经济实行计划、执行、监督三分离。党的委员会负责筹款计划、预算分配，军需处、辎重队、经委会负责计划的具体实施，而对收支的监督则由士兵委员会负责。军需处每月公布收支情况，接受士委代表会的审查，同时军需处出席审查会负责答复解释审查中提出的问题。 当时在革命根据地除了红四军之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中也设有士兵委员会。 1930年8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第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会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士兵的政治水平，增强部队战斗力，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了《红军士兵会章程》。章程共分六章三十五条，明确了士兵委员会的宗旨、职权、组织；士兵委员会在政治部及政治委员指挥下，审查军队经济，监督军队给养。 士兵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红军基层组织建设，稳定军队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革命战争环境恶化，军队经济条件极为艰苦，让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的利益参与军队经济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时红军中流传着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体现出了红军官兵平等的精神，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军官兵经常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宣传说，红军里士兵不仅可以自由集会结社，并且可以管理财政。在白区，党的革命者也把组织士兵委员会，清查军队账目作为鼓动白区士兵的口号之一，以此来瓦解国民党军队，动摇士兵的军心，引导他们投奔红军。可以说，士兵委员会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和战争形势的发展，红军的经济不再是各自为政了，而是朝着统一财政的方向发展，在部队中开始了财政组织的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各级部队的财政组织系统得到了完善和统一，建立了总经理部、军团或军经理处、师军需处三级组织体系（统称为经理机关）。部队的收入统一上缴中央财政，从而纠正了过去部队虽有财政组织，但无财政统一观念的错误做法。为了加强了对部队财政的监督。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经理工作问题提案》的训令，制定了《经济公开条例》。条例分为账目的审查、账目公布、账簿及单据保存三部分。这是红军各部队建立审查委员会，开展内部审计的重要规章。 根据条例，师审查委员会由各团选派士兵代表二人，师直属部队选派代表一人及师部政治部、军经理处各派一人组成；军审查委员会由每师选派代表一人，军直属部队选派士兵代表一人及军部政治部派一人组成；总经理部审查委员会由各军、各军团各派士兵代表一人，中革军委直属部队选派士兵代表一人，各军经理处、中央政府财政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各派一人组成。其他如红军总医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分别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各级审查委员会设主席一人。 审查委员会吸收了士兵委员会群众性、公开性的特点，士兵代表占据了审查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的名额，这样可以充分体现士兵的意愿；部队每月的收支报告书、收支账目经审查委员会审查后逐级公布，并向士兵作收支报告，介绍和说明收支情况，接受士兵的监督。在账目的审查上，各经理机关每月编造决算后，送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每月定期对该级经理机关的账目审查一次，审查结果摆放在列宁读书室供士兵阅览。若发现经理机关有舞弊行为时，可建议临时组织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这样，经理机关的工作随时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 《经济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红军各部队的内部审计监督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开始了漫漫长征路，苏区的军队内部审计建设也为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