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风险导向审计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就是以现代审计风险模型为基础进行的审计。现代审计风险模型用公式表示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审计风险就是“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该审计风险模型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尤其是经营风险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强调了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区分了报表层和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将审计业务流程划分为接受业务活动、计划审计工作、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完成审计工作和编制审计报告，强调了职业怀疑、项目组内讨论、治理当局沟通和管理的重要性。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审计模式，它是由委托人、被审计人和注册会计师三方互动并作用于审计对象的一种人的实践活动，其综合吸收了数理统计、概率论、财务分析、系统论、战略管理、平衡记分卡、COSO报告等工具或思想，进一步在审计模型基础上将以上方法和工具统一结合起来，在风险评估时考虑了环境、交流、沟通、职业怀疑等社会和行为因素，做到了理论上严谨、实践上有效。可见，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成功应用必然要考虑宗教信仰、哲学、道德和价值观、组织和制度、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 二、中美文化环境比较 从广义来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文采用狭义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宗教信仰、哲学、道德和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一般人的思想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和。文化环境是构成某事物周围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具有传承性和地域性特点。由于我国引入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准则最早来自于以“四大”为代表的美国会计公司的创造，所以本文将通过中美文化要素的比较来说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与文化环境的关系。 1.宗教信仰。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世幸福，缺乏终极关怀，短期行为较多；尊重社会伦理，充满了人际交往与人际斗争的智慧，这些智慧也可能用在舞弊造假方面。美国文化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一般认为源于宗教信仰的文化往往比较注重诚信，但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以对财富的俗世追求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过度的财富和业绩压力也会导致短期行为和舞弊行为。 2.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讲究“心物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注重长幼有序；在方法论上重综合不重分析，重直觉感悟不重分析推理，重实际应用不重理论归纳，重内省不重观察，重规范不重实证、重人际智慧不重自然科学。美国的哲学文化讲究“分析性”和“实用性”，强调“心物分离”、主客分离、人与自然对立；在认识论上注重客观观察和逻辑推理。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审计理论比较科学严谨，中国的审计更多地依赖职业判断。 3.道德和价值观。中国传统道德主要体现在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方面，不强调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意识；以“性本善”为前提，讲关系、讲面子，注重人伦（人格和亲缘）诚信。美国文化讲究“真”、“实”和人权、自由，反对“未证实”、非“公认”条律的约束；讲究职业道德和现代社会公德，并基于“性本恶”发展了现代契约精神、法律意识和商业诚信观念。中美两国的传统审计标准和依据是不同的，在采用询问程序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因价值观不同带来的阻力。美国的“无道德”危机与财富追求结合起来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同样，中国的“公地效应”也会使公共财产和信息面临威胁。 4.风俗习惯和一般人的思想意识。郝斯托德将精神文化分为四个方面：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②权力距离大小；③对不确定性的反应；④阳刚与阴柔。照此框架分析，中国人集体观念强，注重家庭和宗族关系，比较被动、保守、谦虚、臣服、内敛，讲究中庸之道，讲究与人为善，讲面子、关系和排场，崇尚“和为贵”、“忍为高”，从众心理强，权力距离大，维权意识弱，对不确定性比较谨慎。美国人注重个人主义、比较主动、富有冒险精神，讲平等自由，权力距离较小，崇尚英雄主义，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强。这些差异对管理层、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和交流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谦俭的文化与冒险的文化对于会计和审计的职业判断影响肯定不同。另外，中国文化属于黄土和农耕文明，注重从基础做起，讲究细致踏实；美国文化属于海洋文明，注重抓重点、抓实质。中国传统文化等级观念强，强调政府管理，实施审计时难免对级别存有敬畏；美国文化注重行业管理，强调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这些差异使两国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存在明显不同。 5.组织和制度。美国企业组织和制度的设立以相互制衡为前提，按照正式机构和制度来维护组织运作，强调正式、科学、规范的法律和行为准则文本；强调分权和制衡，但由于其强烈的财富和成功文化的影响，制衡机制也可能失效。由于民主、自由和竞争文化导致的“竞选”、“公关”等问题，美国也存在“政企不分”现象。 中国企业的组织和制度习惯于非正式的习惯法和非正式组织，强调人情、文化和道德控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权一统”以及习惯于接受权威等特征使得组织习惯于接受政府的外部控制，因此长期存在由于政府控制和投资而形成的“政企不分”现象。但是这种内部的道德文化控制与外部的政府控制有时候也非常有效而且成本较低。美国企业实行“股东主权加竞争性资本市场”治理模式，由于股权分散可能形成“内部人控制”；而中国企业实行德国、日本企业模式的二元制管理结构，股权高度集中，国有股比重很大，也容易形成“一股独大”，从而造成“外部人控制”。
